本文首次对传播批判学派的重要理论分支——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研究。本文运用论证、归纳和描述相结合的方法，力图较为准确地评述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沿革，并对其地位、意义以及未来发展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本文首先从历史背景、理论渊源、研究原则和方法等方面对传播政治经济学进行了初步的描述，并根据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产生发展的历史背景、发展状况以及研究主题的演变，将其发展脉络纵向梳理为三个阶段，并指出了不同阶段的特征、主要研究课题和主要作品等。然后，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话题梳理为六个方面，并分别对其进行评述。 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取向的明确提出是以达拉斯·斯迈思于1948-1949年间在美国伊力诺伊大学传播研究学院开设的第一门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为标志。这一取向的产生除了与斯迈思的学术经历有关，更离不开美国大众传播业发展的现实背景；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其主要理论来源；整体观、历史观、强调公共干预与市场的平衡、关注公共利益、民主等道德问题目前成为该领域公认的研究原则；研究方法主要以定性的宏观分析为主。在此基础上，本文首次区分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与媒介经济学这两个易混淆的研究取向，指出二者理论来源的差异(媒介经济学源于主流经济学)决定二者在研究出发点、对象、方法、目的、立场等方面的不同。 本文的主体部分梳理和评价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六个主要的研究话题的代表性思想和研究成果： 大众传播业的生产与消费：这里主要评述了加海姆、斯迈思、瓦斯科等人的代表性观点。本文概括了传播业不同于一般工业部门的特征，从经济、社会地位和文化能力三方面分析了符号商品消费所受到限制，并分析了传播工业的劳动者的角色问题。本文着力分析了斯迈思的受众商品论。斯迈思认为大众传播的真正商品是受众，而不是通常人们认为的播放时间、新闻报道等，受众商品的卖主是大众媒介、买主是广告商。这种观点提出以后引发了很大的争论，被批评为“极端的经济简化主义理论”。但目前对该理论的挑战已不存在，甚至当年的批评者们也承认受众是大众传播的商品，当然，我们必须注意到该理论过于强调媒介力量，忽视受众抵抗和媒介间的竞争，而且，由于在媒介出售受众的过程中还蕴涵着向受众出售符号商品的流通过程，所以，受众商品并不是大众传播的唯一商品，符号商品也是它的商品。 国家、企业与大众传播:本文从四个方面梳理了传播政治经济学对传播组织与政治经济权力体系相互作用的研究。分析指出，西方国家的大众媒介作为经济组织受其利润需求的驱动对国家政治进行干预;国家作为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一对传播业发挥建构作用，但随着跨国媒介的发展，国家的建构作用正被日益削弱;由于大众媒介是社会既定秩序的受益者，其追求利润的本性决定它并非被动地被政府、企业所利用，而往往主动与大企业、政府等权力机构相联合，通过制造虚假意识、宣传消费文化等服务于特定的利益集团，为自身生存和发展开辟空间 大众传播与社会民主:本文评述斯迈思、默多克、加海姆等学者围绕公共利益、公民权、公共领域等问题展开的对西方国家媒介私有权的批判。分析指出，斯迈思的研究是这个取向的开端:传播政治经济学对电子媒介解除管制政策及其引发的媒介私有化、商业化、市场化浪潮持批判态度。解除管制政策是公司利益集团的推动、传播新技术的发展以及政府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综合后染;媒介私有化不但破坏完整的公民权，损害政治平等，而目_进一步扩一大收入的不、}足等;最后，从内涵、主体、载体等方面揭示了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公共领域概念的拓展，并从商业媒介、公共媒介与跨国媒介三方面概括了媒介私有化、商业化对公共领域的损害。 大众传播与民族国家、民族文化:本文_毛要阐述了跨国媒介公司对民族国家的主权和发展的影响以及文化控制问题。首先，本文以20世纪7()年代媒介跨囚化发展和80年代以来的媒介全球化发展为背景，概括了跨国媒介公司对民族囚家的几种干预方式及其产生的消极后果，指出了传播政治经济学家的基本态瓜:跨国媒介公司干预或损害民族国家的独立和发展，民族国家要实现独立和发展，应该组织跨国性的民主斗争来对抗全球化的市场体系。其次，本文明确了席勒的文化帝国主义概念的内涵与意义，指出，这个概念不是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他国民族文化的“侵略”，它揭示了更深层的世界政治经济关系，即西方自山市场资本主义体系向世界的扩张所引发的冲突与矛盾。 传播技术与民主社会:本文梳理了斯迈思、席勒、莫斯可等学者对传播技术的本质及其社会意义的基本观点‘首先评述了斯迈思对技术的意识形态本质的批判。斯迈思一认为技术不是中立的，它本身是政治事物，具有意识形态特征。技术与发展密切相关，采用不同的技术，会导致不同的意识形态效果，在他看来，发展中国家如果采用西方的传播技术，将不可避免地接受资本主义消费意识形态。木文分析指出，斯迈思的观点受到早期法兰克福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