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荡报》作为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机关报，曾以“反共反人民”著名。但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背景的桂林版《扫荡报》却在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这片“文化绿洲”中有出彩的表现。它虽仍为国民党的军事喉舌，却在其副刊上不仅积极呼吁抗日，还发表了不少中共党员及进步人士的作品，它和其它进步报纸一起肩负起了向民众宣传抗日救亡的使命。同时桂林版《扫荡报》副刊所体现的文化功能和其知识分子的文化创造特性一起为“提供并选择性地建构”桂林文化城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本文拟把桂林版《扫荡报》副刊放在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历史语境下，以媒介生态学理论为宏观视野，从新闻编辑学的研究视角出发，结合传播学、历史学及文学等学科背景，秉着“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原则，通过对报纸原件、回忆史料的整合与提炼、分析与归纳，在梳理《扫荡报》历史沿革与桂林版《扫荡报》媒介生态的基础上，对桂林版《扫荡报》副刊的编辑特色、分类特色、知识分子群体以及影响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本文试图相对完整地概括出桂林版《扫荡报》副刊的个性，展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背景下《扫荡报》副刊在战时桂林的生存状态，以期可以对桂林版《扫荡报》副刊做一个较为客观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