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文化属于上层建筑,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商业文化的影响力的大小就取决于当时商业的繁荣程度,商业繁荣程度越高,商业文化的影响力就越大,反之,就越小。阿拔斯前期商业非常繁荣。首先,阿拔斯前期商品化程度提高,主要表现在:自然资源商品化程度提高和技术、技艺的商品化和劳动的商品化。阿拔斯前期商业的繁荣是阿拔斯前期商业文化蓬勃发展的基础,也是商业文化能够对文学产生重大影响的最根本因素。商业文化具有抽象性和可证实性,我们可以凭借阿拔斯前期诗歌所体现的一些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来验证商业文化对阿拔斯前期诗歌的影响。首先饮酒诗和情诗艳化倾向是阿拔斯人重消费的经济价值观和提倡享乐人生观的体现。重消费的经济价值观和提倡享乐的人生观正是商业文化影响存在的明证。一些诗人出现了拜金主义的行径,他们的部分诗歌也带上了拜金主义的色彩,拜金主义正体现了商业文化金钱至上的经济价值观。饮酒是伊斯兰教的禁忌,纵乐为世人所不齿,这两者皆突破了阿拔斯社会道德底线,传统伊斯兰文化受到了强烈冲击。歌女不仅是诗歌通俗化的“转换器”,还是诗歌艳化倾向的推动者。她们引导的通俗浓艳的审美观正是商业文化影响存在的明证。然而不是所有人都能顺应商业文化生态环境,部分人抗拒商业文化的侵蚀,他们奉行一套与商业文化完全相反的价值体系。他们提倡简朴的生活,虔信真主,看淡今世生活,看穿生死,追求来世永恒的幸福。综上所述,饮酒诗、情诗艳化倾向和拜金主义色彩的诗歌可以说是商业文化对阿拔斯前期诗歌的直接影响,而苦行诗则是商业文化对阿拔斯前期诗歌的“间接影响”,或者说是“反作用”。商业文化在阿拔斯前期确实非常活跃,曾引导了一时的社会风尚,但它从未曾成为阿拔斯前期社会的主流文化。随着阿拔斯王朝的经济衰落和商业发展的衰退,商业文化逐渐势微,到阿拔斯中后期,诗坛几乎未再出现那样挑战宗教道德底线的“惊世骇俗”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