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来,世界哲学领域出现了语言学转向,哲学家们纷纷把对世界的关注转向了对语言的关注,研究如何用语言来描述事态、语言的意义以及语句的成真条件,意义问题成了哲学的核心问题,分析哲学家们主张运用现代逻辑的方法,对语言表达式的意义进行分析,从而使得哲学具有科学性。奎因在继承与批判弗雷格、罗素与卡尔纳普等人观点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彻底翻译之论点,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他的“行为主义意义理论”,认为不能把意义看成是内涵意义上的实体,坚决反对意义实体化,但不否定事物是有意义的,我们可以通过观察把对客观实在的认识通过语言表达式陈述出来,其本质是我们共同的言语行为倾向。戴维森作为奎因的学生,不仅继承与发展了奎因的意义理论,还在塔尔斯基的真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彻底解释之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他的“真值条件意义理论”,他把对言语的解释行为看作是意义理论的出发点,认为语句的意义就是语句的成真条件。奎因在彻底翻译当中的意义概念与戴维森在彻底解释当中的意义概念表明两种意义概念存在很强的逻辑联系。通过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关于意义概念的理解上,戴维森继承奎因整体主义的立场与现代逻辑的分析方法,使得意义理论从“彻底翻译如何发生?”经验式命题发展成为“彻底解释何以可能?”的先验式命题,表现为在对意义概念的态度上从“否定”态度到“肯定”态度的转变；戴维森在对意义概念理解上强调用“解释”来取代“翻译”,用在解释中所依据的“远侧刺激”来取代奎因在翻译当中所依据的“近侧刺激”,将奎因所使用的宽容原则从仅仅用于纯粹的语句翻译扩展到量词的适用范围,以此来保证信念的正确性,从而使得解释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