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既有创作实践，又有理论著述，能够将自身戏曲创作与戏曲理论探索如此互动衔接在中西戏剧发展史上还属较少现象，较之西方零散的行外人士的戏剧理论，行内人士的戏剧创作实践（即：观众鉴赏与导演实践各行其是）而言，在比较诗学意义下对他关注，既是言他而认识自我的很好途径，又是对李渔世界意义的一个有益探索。本文尝试从比较诗学的视角出发，以相互渗透和综合观照的理论，对李渔的戏曲创作与戏曲理论在国内外戏剧发展的视域中进行比较研究，努力探寻出李渔戏曲理论独特的审美意蕴。从共时和历时两个维度分析李渔戏曲理论，探究、揭示其戏曲审美的内在意蕴和哲学意味，从而对其创意性戏曲创作与戏曲理论进行审美本质的探索。从道德理性角度来看，他的戏曲特点无意识地把自由律和自然律很好地结合在它的戏曲内涵中，使之又不同于纯粹的儿女风情。他的戏曲主人公有着自我个性的张扬，即崇尚自由律，又受到社会规范的制约和宗族伦理的训诫，所以，在道德理性上采取了自由律与自然律的结合，而摆脱一味的顺服于压抑人性情理的规范和制约，他对剧中人物冲突往往采取折衷处理的方式;从伦理角度来看，他的戏曲的主人公的性格很鲜明，不是单纯的符号创造，是个性十足的，个人伦理很突出的，而且，又创造性地协调了个人伦理和社会公众伦理。可见，他将人生的苦乐看成一种相互之间可以转化的常态。他特殊的人生烙印使得他的戏曲并非纯粹为开怀大笑，而带上一种智者静思后的禅意;从审美角度来看，他认为，真正能够发觉，表现或欣赏滑稽，毕竟不是能教会的，而是“天性中带来”的;从社会文化角度来看，他的戏曲取材很注重与生活结合，又别出心裁地将现实的前背景隐然消遁，留下文化诗意的玄想。读他的戏曲作品，很明显的会感受到一种社会文化的灵动关怀和玄解，妙趣横生，别有洞天，给社会文化一种新的参照，给人们的长久束缚的心灵投射下一道灵动的解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