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90年代，国内外学术界开始重视“善治”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特别强调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念，十八届四中全会决议中进一步提出“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善治”概念由此正式纳入到我国新时期治国理政的目标体系中。自从历史上产生了国家等各种治理机构，古今中外无数学者提出了各种“善治”理想。先秦儒家的“仁政”思想为中国治国理政传统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正义理论则成为西方寻求个体与社会治理之“善”的重要理论渊源。
　　实践智慧、目的善与适度是亚里士多德正义理论的核心意涵和逻辑构成要素，这些核心意涵是对苏格拉底与柏拉图思想的继承发展。苏格拉底通过特定的对话活动来追求德性知识或本质，这深刻影响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转向。苏格拉底对话中展现的实践智慧过于重视通过理性审察得出普遍性知识，而忽略了非理性因素与具体情境对道德活动的影响。亚里士多德的正义理论也批判性继承了柏拉图的正义理念。与柏拉图的理想化设计不同，亚里士多德更为强调“善”的理念与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与相互作用。
　　在亚里士多德正义理论中，实践智慧是个体道德修养的重要手段与基础。实践智慧意味着德性、情感、实践三者的相互关联，意味着通过深思熟虑达到行为得好并进而实现生活得好的目标，意味着按照中道的标准实现合乎德性的实践目标。在基于实践智慧养成个体良好德性行为的问题上，亚里士多德还强调德性教育的重要性，即通过对不成文的风俗习惯的训导来培养个体行为习惯中的道德倾向。基于实践智慧的个体“善治”，除了德性行为的养成与道德修养的提升之外，还以友爱和正义作为必要基础。个体的道德“善治”还需要主体的道德自律，即道德主体通过实践智慧实现情感、能力与欲望的协调与平衡，从而通过道德主体的自我约束获得自由的实践生活。
　　在亚里士多德正义理论中，“善治”不仅关涉个体德性的养成，而且是思考社会正义问题的重要标准。亚里士多德主张“人是政治的动物”，这表明社会的“善治”离不开社会律法的有效实施以及公民积极参与各种社会事务。亚里士多德对正义做了广义的合法性与狭义的公正平等两种理解。正义作为制度的伦理体现，尤其体现在立法与裁决等制度实践活动中。在律法的制定与实施活动中，承载着公道的实践智慧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公道目标的实现完成公道对律法的正义调节，最终使公道成为公民个体德性修养所应具备的一种品质。
　　实践智慧在今天来看是建立起理念“善治”与实践“善治”的一个桥梁，而亚里士多德正是将实践智慧应用于正义理论与社会善治之间，并在古希腊时期影响深远。现代西方道德实践活动中工具理性的强化，造成了道德目的性的缺失，这也成为了当代西方正义理论出现“回归亚里士多德”现象的原因。重新思考亚里士多德正义理论的内在逻辑，通过实践智慧这一手段来实现“善治”目标，这对现代社会“善治”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围绕着个体修养与社会治理两个维度，透过实践智慧与可能的“善治”途径的研究视角，亚里士多德的正义理论可用于社会管理、技术活动乃至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治理实践及其理论的现代反思中。同时，通过与中国传统“善治”思想的比较，找到亚里士多德正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相通之处，能够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的理论与实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