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盛唐、中唐两座文学高峰之间,大历诗坛像低谷中的涓涓细流,轻吟浅唱,悄然生变而不易为人所觉察。时代的不幸导致个人的不幸,此期的诗人大多亲身经历安史之乱,残败的山河、荒凉的家园、生离死别等就进入他们的诗作中。战乱后的经济危机、政治昏乱使诗人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产生冲突,所以抒写诗人个体身世飘零、仕途坎坷的悲观意绪,仕与隐之间的矛盾以及山水隐逸情怀的近体诗,成了这一时期的主旋律。与此同时诗歌作为社会交际媒介的功能大大加强,迎来送往之间,大量的应酬诗作产生。刘长卿是最能代表大历诗歌风气的诗人,向以“五言长城”出名,但其实他的七律同样出色,呈现出盛唐到中唐的过渡性。长卿发挥七律诗体长于写情的优点,以贬谪和赠别为主题,抒发人生易逝的伤感、怀才不遇的落寞、漂泊离别的孤寂。诗人通过丰富的审美意象,抒发隐逸、思乡、惜别、悲秋、迟暮之复杂情怀。大量象征性诗歌意象的出现,不仅是对“比”、“兴”传统的继承和拓展,也创造了一种清空流畅、含蓄蕴藉的个人风格。长卿具备纯熟的律诗技巧,表现在工整稳妥的对仗,善于使用虚字虚词、双声叠韵叠字,创造和谐流畅的韵律等方面,形成自己独有的句法、章法,为后学所模仿。中唐诗歌的内敛、抒写心灵、格律化的倾向在长卿七律中已清晰可见。在唐诗体式从古体到近体、五言到七言的演变中,七律这个在大历时还比较新的诗体有可大力开拓的空间,长卿等大历诗人对王维为数不多的七律的模仿学习,形成清新淡远的风格。在揭示社会现实、关心民生、诗体的探索和实践方面,长卿则比较接近杜甫。长卿七律风格、章法、意象等对中晚唐的刘禹锡、李商隐、许浑、赵嘏等都有一定的启发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