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虽然国内对西方文论引进的热情始终高于中国文论的输出，但是中国文化的西传仍然是很重要的一环。随着中国文化和古典文学译介的增加，不同的文学观念与思想受到关注，中国文论也开始映入西方世界的视野。在经历了长时间地对中国文论的零散翻译与研究之后，二十世纪后半叶起，西方世界对中国文论的翻译与研究渐成规模，对中国文论整体研究的专著开始出现，宇文所安于20世纪70年代着手开始并历时12年完成的《中国文论思想》就是在这个浪潮中出现的一本杰作。该著作涉及对中国从先秦到清代21部文论作品的翻译与评论，其研究以对《文心雕龙》的用力最勤。该作品由王柏华、陶庆梅于2002年译成中文。　　本文以宇文所安的《中国文学思想读本》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中译本及相关中英文文献资料，运用诠释学与翻译学等理论方法加以研究。论文内容从回顾宇文所安的生平及其中国学研究著作入手，随后进入对《中国文学思想读本》的重点研究。首先从宏观上把握该著作的整体内容与结构，明确其在美国学界的重要地位，梳理学界对该著作的研究现状。接着以其中一篇《文心雕龙》为研究个例的分析，从原著与译文的文本差异中去探析宇文所安的对归化与异化之翻译策略的选择与平衡，并通过对原著与译文的审美风格差异的分析去探究经典的可译性问题。然后从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的“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的视域出发，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剖析宇文所安对《文心雕龙》译介过程中的创造性读解，分析了宇文所安译本中对“文”、“理”、“志”等重要概念进行翻译时的得与失，同时将《文心雕龙》的宇文所安译本与施友忠译本中的术语译介进行比较分析，凸显宇文所安创造性解读的特点;并借用艾科(Umberto Eco)的“过度诠释”（over-interpretation）理论，区分了宇文所安在文本字句翻译与文本意义阐释两个层面程度不同的诠释过度。最后，本文剖析了宇文所安作为西方汉学家在异域文化语境下翻译与解读中国文论的独特的研究角度与方法论贡献，并进一步指出翻译中的误读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