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式制度与正规金融体系尚不完善或未完全发挥作用的转型期中国,“关系”这种非正式制度发挥了积极作用,围绕其展开的企业融资、治理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已经有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但更重要的问题是,对于逐渐步入改革攻坚期与深水区的中国而言,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粗放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技术进步愈发重要,“关系”能否在未来长期支持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如何理解“关系型”非正式制度的局限性?本文从企业研发创新的角度出发,基于理论模型分析与一系列实证检验回答这些问题。本文提出的学术观点是:“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特惠”而非“普惠”制度——由于企业争夺的融资便利、政策资源、财政补贴、税负减免、政府订单、司法保护等稀缺资源的供给在任一时间地点上是相对固定,一个企业通过“关系”取得优势必然需要通过挤出其他企业实现,关系运作无法使所有企业同时受益。本文构建理论模型说明,在孤立视角下,企业能够通过关系运作得到更多稀缺资源,可能有助于研发创新;但在全局视角下,企业间的关系竞争实际上是相互挤出的“囚徒困境”,非合作博弈中企业家的时间精力与企业资源会更多地消耗于非生产性寻租活动,最终引发创新总量的社会损失。并且,在关系运作影响资源配置越强的情境下,研发创新的损失更为严重。基于第三章理论模型的推导假说、第四章对中国企业研发创新状况的梳理和计量方法讨论,本文进行了 一系列的实证研究:1.第五章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2013年的微观数据构造城市层面的关系文化强度变量,并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数据匹配后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关系文化强度与当地企业的研发投入、新产品产出、各类专利数量以及结构质量负相关,说明“关系型”非正式制度的确引发了研发创新的总量损失;分所有制与影响机制来看,关系文化对民营企业表现为“资源挤占”,对国有企业表现为“效率抑制”,对外资企业影响较小。进而,从传统文化逻辑出发,使用省区孔庙数量、户均拜年亲友数量、扫墓祭祖的家庭比例作为关系文化强度的工具变量克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实证结论稳健成立。2.第六章使用2002年～2012年六轮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企业公关招待对其研发投入与专利产出的影响显著为正,但同“城市-行业-年度”中其他企业的竞争大幅削弱本企业公关招待的功效,且该效应对没有政治关联、低利润行业、所在城市行政级别低的企业更为明显,并引致研发创新的总量损失,确认了企业关系运作的负外部性。深入研究发现,反腐能有效地遏制企业的公关招待,揭示清廉的制度环境有助于在中长期激励企业研发创新。机制检验揭示,提高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概率与数额是公关招待促进研发创新的途径之一,但同样受制于企业间的相互挤出。将企业关系竞争范围的假设放松至同“省份-行业-年度”或“城市-年度”、使用企业主家庭娱乐保健支出作为企业公关招待的工具变量处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实证结论稳健成立。3.第七章将企业竞争的稀缺资源具体化为贷款,同样使用2002年～2012年六轮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公关招待显著提升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概率与数额,但同“城市-行业-年度”中其他企业的寻租竞争大幅削弱本企业公关招待的功效,说明关系运作对企业获取资源的帮助的确通过挤出其他企业实现。并且,“竞争挤出效应”对没有政治关联、规模较小的企业以及在货币政策紧缩期更为明显。分银行类型来看,公关招待对国有四大行贷款决策的影响较小,但能“俘获”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信用社,且企业经营绩效并不与其得到中小银行贷款的概率和数额显著正相关,说明“小银行”可能存在“人情贷款”等内控问题,“关系”无法保证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本文的研究结论说明,“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偏私亲熟”的特惠式制度安排,依赖其配置资源不仅有违公平、更伤害效率。这揭示,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需要着力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多层次正规金融体系、简政放权等普惠性正式制度的建设,营造“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健全政企沟通机制,打破关系社会对企业的束缚,使企业家精神与企业资源回归生产性活动领域,才能有效激励企业研发创新活力、助力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