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颐被尊为“道学宗主”,其本体论、工夫论乃至境界论对其后的道学家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周敦颐之学直接继承自先秦《周易》《孟子》等学术源头,另一方面也深受长久以来佛道二教的影响。《太极图说》《通书》中“阳动阴静”或者说“静虚动直”的思想正是其工夫论的核心。而周敦颐以“无欲”代“寡欲”则深刻体现了他对人心幽暗的照察,不啻为一场心性上的“变法”,尽管此种改变仍难以实现其“外王”的政治理想。对于现代中国而言,终极的道体如何重建乃至是否有重建的可能,已然成为急迫的问题。具体而言,周敦颐首先从天道、性命两端重新构建了道体,开拓了道体在个体生命展开的广泛性,并以此树立起儒家超越人格的神圣性。工夫论是道学区别于前代学术的重要方面,给人“成圣”以切实的方向和路径。周敦颐既继承了先秦儒家的思维取向和人生态度,同时深刻地受到佛教心性论及相关工夫论的启发。而天道也成为成圣的指向,道体内涵扩充为即超越而内在。其次,从思想构架来看,周敦颐认为阴阳五行更重要的意义是彰显万物所具有的本体之体性,在以天地生化为理路予现实以合理安置后,周敦颐反而从实然层面的差异为人心恒是的本体找到了出路。通过以阴阳五行、万物化生解释现实层面人不得其“诚”的情况,揭示出人通过工夫以成就圣贤人格的必要。再次,从内容上看,周敦颐以“太极”为“诚”,重义理,这一取向进而为后续理学家所继承发扬虽继承着先秦儒家之内圣学的基本理路,但在工夫的细节和程度上仍旧作出了完善和改造。他以“动静”完成了先秦工夫的哲学扩充,并以“无欲”代“寡欲”,基本完成了儒家工夫论最终的构造。而且通过对道德富贵以及圣人气象的阐发,说明了成圣乃是儒者寻求自我生命超越的必然。最后,相比佛教而言,周敦颐通过确立“伦常”的合理性和以“五行”受气解读实然性命来赋予“已发之情”人性论、宇宙论的根基,与佛教在根底的立场上具有重大不同。但在实际的中国佛教中,尤其是禅宗,其根本精神与理学却十分一致。而周子之“思”作为心性本体的“能”,便成为与天道本体展开相应的性命工夫。这一超越但内在的“动静阴阳”所具有的价值形上学意义不仅体现为人的价值,甚至其基础就是人的价值,“动静阴阳”实际上构成了周子工夫的总纲。它具体指示了两种方向不同但实则为一的工夫路径。表诠的“诚动”与遮诠的“欲静”构成此心体之两面,周子将“一”分“静动”两端说,用“静虚”专指克尽私欲后湛然澄明的状态,用“动直”指示由静虚之体生出广大至公的妙用,基本完成了理学工夫论的骨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