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的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分离引发了严重的代理冲突,对高管人员实行股权激励是公司解决代理冲突的良好方式,能够促进经理人更加勤勉的工作,做出有利于公司整体和公司长期利益的行为,减少盈余管理动机,促进经营绩效的提高。但是高管股权激励又可能导致高管的自利行为,高管人员为了达到行权条件,增加盈余操纵,不利于企业经营业绩的增长。在当前的监管背景下,客观讨论我国的高管股权激励制度在企业的开展实施会怎样影响企业的财务报告质量,对盈余管理行为又有何影响,并且从而是怎样影响审计价格的,对我国高管股权激励制度的更进一步的改革推进以及对审计风险定价决策的制订具有丰富的理论和充实的现实意义。本文采用2012-2016年五年间实施高管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进行研究,首先对我国高管股权激励的制度发展、我国股权激励的实施情况以及高管股权激励的种类进行了阐述和统计分析,其次,通过高管股权激励实施阶段以及高管股权激励强度这两种方式来实证研究其对盈余管理程度以及审计定价的影响情况。通过制度背景梳理和统计分析,发现我国高管股权激励的公司数量在不断增多,我国大多数企业推出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这两种激励方式。通过实证分析发现,高管股权激励实施后会增加企业盈余管理行为,从而使审计定价增加,而高管股权激励强度对其的影响较小,可能是我国整体激励强度较低所致。本文通过会计师事务所这第三方的视角,来探讨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的影响,并且检验了盈余管理为高管股权激励与审计定价之间可能的一条传递途径,企业通过对高管实施股权激励制度,增加了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这一中间路径,来使审计价格上升。根据本文的制度背景分析以及实证研究的结果,本文从企业和会计师事务所两个角度提出相对应的政策性建议。一方面,企业应当完善股权激励的实施,可以引入难以操纵的一些经营性损益项目作为行权条件,可以适当延长行权时间和限售期,可以适当调整激励种类,改善企业的内部治理环境,发挥好独立董事的监督作用,从而发挥出高管股权激励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事务所审计定价时应当考虑企业的高管股权激励情况,以减少审计风险和股东将面临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