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学者魏昂德（Andrew Walder）首次研究中国单位现象以来，单位研究就一直是中国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随着中国市场转型的深入，单位制度和单位组织在转型期的地位和前景问题日益受到学界关注。对此，学界的观点并没有达成一致。本文从城市居民住房获得的角度继续展开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众所周知，住房是计划经济时期单位为职工提供的最重要的社会福利资源，住房或者住房支持是单位地位的一个关键特征，所以，对转型期单位制的考察，住房或者住房支持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面向。关于单位与住房获得之间的关系，根据相关研究，本文提出“单位制弱化”和“单位制延续”两大假设。“单位制弱化”假设指：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有单位对城市居民住房获得的影响会逐渐减弱，并让位于面向市场的集体、私有等市场单位；与此同时，收入、教育等市场因素在住房获得过程中的作用会越来越突出。“单位制延续”假设是指随着时间的转移，单位因素依然在城市居民住房获得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国有单位比市场单位具有更强的住房支持能力；行政级别越高的单位，其提供住房支持的能力也越强，相应的，其职工也越可能获得住房产权，住房面积也会更大。现有研究大多以个体为分析单位，并且主要分析某个时点上的住房获得状况,缺少对住房获得的家庭支持和住房制度改革的阶段性特征的关注。基于此，本文首先将单位制操作化为家庭层面的5个单位指标（党员家庭、干部家庭、国有单位家庭、家庭单位级别、管理精英家庭），并将住房制度改革的四个主要时期纳入分析模型,然后在市场机制与单位机制共同影响城市居民住房获得的分析框架下，分别考察不同时期家庭单位特征对城市居民住房获得的影响。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主持的全国社会调查（CGSS2005）项目，2005年该调查运用随机抽样的方法获取了全国范围内10372个有效样本。根据相关研究和数据库实际情况，本文将“住房获得”操作化为是否具有住房产权和人均住房面积两个指标，并分别运用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主要分析结论如下：“单位制弱化”和“单位制延续”假设都没有得到完全证实。回归结果显示：党员家庭、国有单位家庭等对住房获得的影响逐渐减弱并让位于收入、教育等市场因素；而干部家庭与管理精英家庭在住房获得过程中的重要性一直维持着。这表明在转型过程中，单位制具有多维性和异质性，各个维度受到转型的触动和影响并不一样，因此，单位制的变迁过程可能远比诸种理论和分析所设想的要复杂和丰富。要辩证地看待住房制度改革的成效。一方面，可以说房改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因为它普遍提高了广大城市居民的居住水平和居住质量，而且收入、教育等市场机制在城市居民的住房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作用也不断增强。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房改并没有取得根本性的成功，因为它并没有完全解决单位体制下住房不平等问题。在国有单位与市场单位之间的住房差异逐渐缩小的同时，干部家庭和管理精英家庭依然保持着在住房资源获得上的强大影响力。这说明再分配的权力精英并没有丧失其在改革前就形成的住房获得优势，相反，这种优势伴随着住房制度改革的各个时期一直延续了下来。最后，作者指出了本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并指出未来可深化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