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是西汉末年一位在诸多方面有着杰出成就的学者,他在文学、哲学和语言学等领域都有着很深的造诣,流传的著作相对较多,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因其在王莽称帝时期,写作了为后世所诟病的《剧秦美新》,并且他的很多重要著作都是模仿的产物,故其人品和作品引起较大的争议,褒贬不一。单就扬雄辞赋创作而言,褒之者称赞其：“大抵汉人之赋,首长卿而翼子云”,认为扬雄的赋作代表着继司马相如之后汉赋创作的极高水准；贬之者痛斥其：“规仿太切,了无新意”,属于蹈袭模拟之作毫无创新可言。扬雄自己也经历了一个从“少而好赋”到“辍不复为”的转变。本文从扬雄所处的时代特征和他独特的人生经历入手,将其置身于社会历史环境和学术思潮不断变化的背景中,来探究其在辞赋创作变革上的成功和失败之处,并分析扬雄在辞赋创作变革再认识过程中所形成的较为成熟的赋学思想。第一章介绍扬雄辞赋创作背景与前期创作追求。作家及其作品不是孤立存在的,必然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学术氛围以及个人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时代环境影响着作家人格、思想的形成,进而影响着其文学作品,文学作品又反映着时代环境的特征。西汉末年,中央集权制进一步加强,君主专制达到顶峰,士人的身份和地位较先秦有着明显的变化,同时帝王更迭频繁,宦官外戚专权,土地兼并严重,自然灾害频发,百姓生活痛苦不堪,社会矛盾不断加剧。随着皇权的集中,帝王开始加强对思想的控制,儒家思想成为正统的思想,并在政治环境的压迫下出现经学化倾向。扬雄受蜀地浓郁儒风、个人独特的经历以及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的思想特征和文学追求。第二章探究扬雄辞赋创作上的变革和失败。在两汉之际社会大环境下,汉赋创作呈现出重称颂轻讽谏,重模拟少创新,美刺功能渐失的特点,扬雄面对两汉之际汉赋创作存在的现状和问题,在儒家积极入世思想的支配下,积极地进行汉赋创作变革。出于对汉末危机重重的忧患意识,故而在赋中加强了讽谏力量。然而受汉大赋文体特征的限制,汉赋娱乐性潜在的要求以及“主文谲谏”创作风气的影响,他的赋作并没有摆脱司马相如赋作的影响,讽谏的意味淹没在华美的文风之中,依然没有达到讽谏的目的,最终走向失败。第三章论述扬雄对汉赋功能的再认识及其赋学思想。西汉后期政治更加黑暗,扬雄个人仕途愈发不顺,加之在辞赋创作变革上的失败,使扬雄遭遇多重打击。扬雄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对汉赋的认识,他认识到汉赋文体特征决定其不适合讽谏,在权衡“丽”和“用”的关系后,决心“为用弃丽”,放弃了叙事写物的散体大赋的创作,转向述志言情之赋。此外,在汉赋再认识的过程中,扬雄逐渐形成较为成熟的赋学思想,对东汉的抒情小赋和赋学批评有着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