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为核心，考察1927年到1932年间周作人与左翼文学之间的关系。在普遍的评说中，周作人以平和、冲淡的散文写作为人所熟知。这一文体风格与他对趣味的追求在二三十年代饱受左翼批评家的指责，被认为是封建士大夫的作风与文学上的倒退。这样的批评折射出左翼知识分子和以周作人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之间对知识分子自身理解的歧义。周作人以文学为情绪的表达，推崇思想自由与个性的坚守。他认为文学并不能承担国家政治的重任，而革命也难以实现新的社会与文明的改造，只有将关注点放置在?人?的问题上，即以思想革命为核心、以文章改革为切要，才能真正建立起新的文学与文明。与周作人的这一观念正相反，左翼文学在时代社会现实的威迫下，选择以文学为政治的武器，倡导以国家政治为基础的集体主义文学观，将文学与革命、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以此来完成历史的使命。两者观念上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文学真义的不同理解，是周作人与左翼文学在二三十年代论争与分歧的主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分析，周作人写于1932年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也并非他个人化的文学史著作，而更应该被看作是他对左翼文学批评的一种回应。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以《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为中心，考察周作人与左翼文学的分歧中，我们发现了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阵营的分化，产生了以左翼文学为代表的革命化知识分子类型和以周作人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类型。在更进一步的考察中，以周作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们坚持超然于政治之外，坚守个性的文学思想观念，始终关注知识分子自身的责任，反省并确立民间的岗位意识，从而开辟了一条不同于革命的社会改造之路，给予了我们对二三十年代的社会与文学更多更为深刻的思考和言说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