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前近代社会”时期的宋代,其私塾教育发展的状况似乎也呈现相应的状态。宋代私塾的总体发展不如明清时期兴盛。在北宋初年,由于刚刚经历战争的损耗和破坏,在物质资料和经济上,地方官学和私塾教育的发展都严重滞后,缺乏制度性的保障,不能满足百姓的需要。如海南岛地区,当地私塾的生源严重匮乏。一方面是由于当地处于“文化荒漠”地区,教育发展缓慢,另一方面则是经济的落后。在宋代社会,士、农、工、商四阶层的地位仍是不可动摇的。由于科举制度在宋代的兴盛,取士名额大大增加,但是这有限的名额仍不能满足大量科举考试生员的需要。因此,“学而优则仕”的理想只能在少数人身上实现,大部分参加考试的人在考试失败后只能另谋生路,而做塾师则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在宋代的塾师构成中,退居赋闲的士大夫、儒家知识分子占主流,当然也有其他类别的具备一定文化素质的读书人选择做塾师。塾师从事私塾教育活动,免不了要和学生以及学生家长交往,总体而言,宋代塾师与学生及家长的关系相对和谐,能够形成紧密的联系。除此之外,有些私塾是由塾师之外的其他人创办的,塾师和私塾主人在经济、文化上一般会频繁交流,当然偶尔也会有冲突。不同的塾师在处理矛盾时,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在古代社会,塾师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身份,他更多的是担当了地方文化权威的角色,因此,塾师还要和地方社会人士交往,处理诸如诉讼、邻里矛盾等事务。宋代的塾师相当多的部分是由贫寒儒生构成,他们选择做塾师一方面是以科举考试做最终目的,而以私塾教育生涯做跳板。更大程度的原因是,他们的家庭经济状况不佳,“为稻粱谋”成了很多塾师的无奈选择。他们在生活上往往没有固定的教学场所,而是寄居在家塾或其他形式的私塾中,靠家长或私塾主人的报酬勉强度日。生活条件总体而言是相当艰辛的。塾师的主要活动当然是私塾教育。宋代的塾师因为身份的不同,彼此受到的文化教育和社会经历的差异,他们在教学价值观念上也会有很大不同。一些塾师只是将私塾教学活动看成是牟利工具,养家糊口的职业。而另一些塾师则明显带有一些理想主义的价值观念,希望“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实现自己在教育上的抱负,为国家做出贡献。同时,无论是在教学内容还是在教学形式上,宋代不少塾师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教学内容根据实际情形灵活多变,教学形式也能更多的考虑学生的兴趣,他们采取了新式的教学形式,取得很好的教育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