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列传叙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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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是人类的一种行为,也是人类共同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一项基本技能。人类的叙事能力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得到提升。叙事与文学的关系尤其密切,即使在以抒情为主要特色的诗歌领域,叙事因素也大量存在着。在中国文学史上,既存在着源远流长的抒情传统,也存在着根柢深厚的叙事传统。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古今学术界对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研究显得比较薄弱,与对抒情传统的研究相比,更加显得不平衡。其实,中华文化的叙事品格早在2500多年前的先秦史学著作《春秋》、《左传》、《国语》就显现出来,后经近500年的发展,到汉代的纪传体史书《史记》问世而臻于成熟,并在此后的史学发展中日益完善。中国古代文史不分家,文学与史学之所以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达到统一,原因固然很多,但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它们对叙事方法不同程度的运用。中国传统史著的主要形式纪传体史书,其中的人物传记部分往往体现了作者对史学与文学价值的双重追求,实乃史学与文学交汇的产物,不妨视为两者的接合点。因此对史传作品进行叙事分析,不但有助于我们深入探索和把握史传作品的文学性,从而更深刻地把握史学名著的文学价值,理解文学与史学的亲缘与渊源关系,而且更有助于我们坚定对我国古已有之的叙事品格的认识,为我国文学的叙事传统和中国特色文学叙事理论的建构提供借鉴。唐代和宋代是文学与史学的鼎盛时期,目前学术界关于唐宋历史研究、唐宋人物生平研究、唐宋文学研究等方面已取得丰硕成果。但是从文学叙事角度对《新唐书》文本的研究却寥若晨星。笔者特选择《新唐书》列传为研究对象,对其叙事特征作较为深入系统的考察,作为探讨中国古代文学叙事传统的一种尝试。本文主要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叙事学方法、文体学和比较研究的方法,通过对《新唐书》列传的叙事结构、互见叙事、叙事干预、民间叙事等诸方面的分析,探讨《新唐书》列传的叙事特点,并通过《新唐书》列传与唐代其他各类传记文体的比较,探讨《新唐书》人物传记叙事方面的独特性。论文包括绪论、引言、主体部分九章、结语。主要内容如下:绪论和引言叙述选题缘起,对古今学者有关《新唐书》列传文本叙事特征的研究状况进行综述,对其编修背景及列传的执笔者宋祁的文学观和史学观进行概述,说明论文的研究方法、意义和主要内容。论文从第一章到第六章分别对《新唐书》列传的叙事结构、叙事干预、互见叙事和民间叙事进行考察。第一章论叙事结构。《新唐书》列传的单篇传文基本沿用正史列传的通用手法,以顺叙方式组织文本的形式,但为了避免单调重复,兼用插叙、补叙等手法,形成了时序的多样化特点;同时在时间线索的统摄下,在传文中多采用单线贯珠与一线双丝的结构方式;在各篇传文之间,以不同的方式将各传主关联在一起,形成一个庞大的人际关系网,使整个《新唐书》列传呈现出网状布局。第二、三章论叙事干预。史家撰写史书,不仅仅是记载历朝历代的大事,还要通过叙事干预申张自己的主体意识,《新唐书》列传中既有较为明显的指点干预与评论干预,也有较为隐晦的寓论断于叙事式干预。通过叙事干预,宋祁达到了文约意丰、意蕴幽隐的效果,增强了传文的文学性,同时表现了中国史家的传统意识、统治阶级的官方意识和宋祁个人的思想。第四、五章论互见叙事。纪传体史书是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书写方法,刻画形神兼备、鲜明活泼的历史人物形象是纪传体史传作家孜孜以求的高标。论文以魏征和武则天为例,探讨互见叙事对刻画人物形象之作用,认为互见文本对传主生平事迹的补充和生活化,增强了传主形象的立体感;它对传主行为提供具体语境,为读者把握传主的行为动机和心理动向打开了一扇窗户;同时互见文本对传主命运的阐释,使读者能够透过人物事迹看到其本真面目,从而对传主有更全面、更细微的了解。第六章论《新唐书》列传中所见的民间叙事。史家为追求叙事的“详而博”,在书写过程中经常采录民间叙事,《新唐书》中采录的民间叙事数量庞大,涉及范围亦非常广泛。宋祁通过采录民间叙事文本,使传主事迹具有了传奇化色彩;实现叙事视角的多重转换,增加反映社会现实的广度和深度;借鉴民间叙事组织文本亦是解决文章结构重复的有效方法。为使民间叙事适应官方叙事的要求,宋祁对部分民间叙事文本进行加工、润色,使其呈现出浓厚的官方色彩;又为更好的传情达意,在语言上则或保留其民间色彩或进行雅化处理。论文第七章至第九章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将《新唐书》列传与唐人单篇传记文章、唐人墓志铭、唐代笔记、传奇进行文体叙事特点的比较,探讨史传与文学作品叙事手法之异同。文人单篇传记文章、墓志铭和笔记、传奇皆是正史列传的重要史源,正史往往在对它们进行加工改造后而成。与它们相比,正史更注重对上层统治阶级思想的维护和宣扬。正史以“实录”为悬鹄的追求使之在行文上注重客观性,史家个人的感情较为隐晦,文学性传记和墓志铭则不但可以在行文中对传主的生平作大量评论,甚至可以抒发作者个人的情感,叙述者的主体意识非常明显。由于传记文章和墓志铭一般是死者生前的好友在传(墓)主去世后不久写成的,故不免对死者有所回护,对当时敏感的话题有所回避,文本中时常存在对事件记录模糊的现象,而史传作品则以叙事的明晰可靠为高标。正史作为官方叙事,担负着维护上层统治,宣扬主流思想的重任,它多是对社会上层官员仕宦经历和军国大事的记载,行文中很多纪要式的记录。笔记传奇则以搜罗趣闻轶事以吸引读者为兴趣所在,故作者会运用多种手法如叙述者的角色化、环境描写、心理描写等多种手法,创造出逼真的“第二自然”。结语。在上述各部分的基础上,对《新唐书》列传的叙事特点进行总结,初步探讨文学与史学叙事之间的关系,认为历史叙事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具有文学叙事的因素,是中国文学叙事的源头之一,叙事文学在发展过程中突破历史叙事得到更为充分的发展后,以正史为代表的史学叙事的发展却出现了某些萎缩、衰退的趋势,然在史书写作中追求文学叙事之美仍然是一些富于文学修养和理想的中国史家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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