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利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手段收集证据”，在刑事司法实践中，我国也一再强调侦查方式的合法性。本文从近两年发生的“猎杀大熊猫事件”中引导出对诱惑侦查这一制度的全面探讨。诱惑侦查制度在我国属于缺省状态，实践中却被频频出手，古有“请君入瓮”、“兵不厌诈”之先例，今有“官诱民犯”、“引蛇出洞”之诱惑。同国外成熟的诱惑侦查理论和完备的立法规范相比较，我国的诱惑侦查制度凸显了一系列的严重问题，如诱惑侦查的适用对象较随意、适用的刑事案件范围不清、适用过程常常欠缺监督和控制机制、法律责任和惩罚措施不明等等。笔者从实践案例出发，在国内诱惑侦查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的立法规范和判例，对诱惑侦查制度进行了合理的分析，并对我国诱惑侦查制度的法律规制问题提出设想，主张建立程序性的救济制度和监督机制，对诱惑侦查行为在实践中取得的证据也进行了定性分析，引入了品格证据检验标准。主张在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确立完善的证据排除规制，使我国的诱惑侦查制度早日走向法治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