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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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合组织成立于2001年,经过20年的发展已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组织。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后迅速席卷全球,对世界各国与国际组织都带来了深刻影响,上合组织也不例外。面对日益复杂的内外部环境,后疫情时代上合组织发展将向何处去,面临着怎样的机遇与挑战,已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要准确、客观、全面地评估后疫情时代上合组织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就必须回到“后疫情时代”这一深刻的命题中来。就目前而言,虽然精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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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合组织成立于2001年,经过20年的发展已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组织。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后迅速席卷全球,对世界各国与国际组织都带来了深刻影响,上合组织也不例外。面对日益复杂的内外部环境,后疫情时代上合组织发展将向何处去,面临着怎样的机遇与挑战,已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要准确、客观、全面地评估后疫情时代上合组织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就必须回到“后疫情时代”这一深刻的命题中来。就目前而言,虽然精确定义“后疫情时代”的时间节点、具体特征并不现实,但梳理“后疫情时代”影响上合组织发展的主要因素,继而评估其发展机遇与挑战却是可行的。本文从国际秩序变迁、区域政治经济形势以及上合组织内部结构三个维度剖析了上述要素。研究认为,从全球秩序变迁的角度看,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外交战略调整、中美竞争日趋激烈、美俄矛盾与俄欧矛盾激化深刻影响了上合组织的发展;从区域政治经济形势看,恐怖势力与极端势力“沉渣泛起”、疫情深刻冲击成员国经济以及公共卫生安全重要性上升也对上合组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从组织内部结构看,两次扩员导致的成员国矛盾增加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因素。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后疫情时代上合组织发展在面临新机遇的同时,也面对着复杂挑战。从机遇的角度来看,在国际秩序层面,国际秩序重构和全球体系转型进程的加速效应带来巨大不确定性,显著提升了地区性国际组织的存在价值,为上合组织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外部机遇;在地区政治经济形势层面,后疫情时代新产业的出现以及疫情催生的普遍性公共卫生安全需求同样为上合组织的发展注入了新动能;在组织内部结构层面,上合组织的二次扩员与阿富汗变局不仅扩大了组织规模,同样也在地理单元上提高了组织的整合度,为上合组织继续履行安全职能创造了潜在机遇。但上合组织也面临挑战:全球秩序层面,随着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外交传统回归以及对外战略重心由反恐转向大国竞争,北约对上合组织的战略挤压日渐增强,上合组织不仅发展空间日益受限,还衍生出“组织定位扭曲”的问题。区域政治经济形势层面,后疫情时代成员国日益扩大的经济安全需求以及反恐态势日益严峻正深刻考验着上合组织的应对能力。此外,在上合组织内部,两次扩员也使成员国矛盾日益复杂化。其中,中俄对上合组织的定位分歧、水资源争夺等原有矛盾在继续发展的同时,还产生出许多新矛盾,主要有中印地缘战略矛盾、印巴边界矛盾、巴伊教派矛盾、伊斯兰国家与中亚世俗国家的矛盾以及疫情导致的能源危机与粮食危机等。为推进后疫情时代上合组织的持续平稳发展,上合组织应从以下三方面着手:首先,针对后疫情时代来自国际秩序层面的挑战,上合组织应弘扬“上海精神”,明确组织定位,着力完善公共安全产品供给;其次,为改善区域政治经济环境,满足后疫情时代成员国在经济领域的需求,上合组织应主动供给经济安全公共产品,加快域内新产业布局;最后,为化解后疫情时代上合组织成员国间的矛盾,上合组织应坚持“求同存异”原则,培育组织认同,扩大专项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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