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的建设目标,并把生态文明作为新时代的文明标志。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进一步把生态文明实践化,要求划定“生态红线”。本文从生态红线的视域研究生态存在与生态意识,特别是对于“红线”划定的生态存在方式以及作为伦理自觉内核的生态意识展开探讨,揭示并确证生态红线的内涵、类型和划定的原则,阐释荒野、城市和乡村三大领域相对应的生态安全、环境质量和资源利用三个维度的生态红线的定位及其以产业结构调整和制度建构为特征的社会支撑体系。对生态红线存在和生态红线意识存在的生态进行了研究,生态红线存在体现为种群、资源、环境和生产力的结构要素和生态、经济、社会和生产关系的结构关系;生态红线意识则表现为感性危机意识、理性意识和非理性意识的结构要素,以及诠释论、实践论和社会建构论的结构关系。基于生态红线的生态存在与生态意识的关系,有互为决定的关系,也有协同进化的关系,其中介是生态实践,并通过生态实践转变生态红线意识为常规生态意识,体现为渐变和质变两种形态,协同和进化两种进路。本文在生态文明视域下,对国内外学者关于生态存在与生态意识关系的学说进行理论化和系统化地梳理提供了帮助,并且有助于深入探讨生态的文明和文明的生态蕴含的生态哲学基本问题,以及由此内在的生态信念、基本的生态道德态度和道德原则,为“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奠定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