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国际恐怖主义已成为自南北关系、生态失衡、环境污染等问题之后的又一重大全球性问题。恐怖主义的滋生与蔓延给各国领土主权与人类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重大威胁和实质损害。目前,各国积极采取一系列措施打击、制裁恐怖主义。一方面,各国积极建立专业化反恐部队,依靠本国的武装、军事力量对盘踞在国内的恐怖组织开展军事打击行动。另一方面,当恐怖主义受害国仅依靠本国武装力量难以对恐怖分子形成有效打击的情形下,大多会寻求他国反恐力量介入或与其他国家组建联合反恐部队打击恐怖分子。反恐国发动军事行动是打击恐怖势力是最为直接、有效的反恐方式,能够在短时间内极大削弱恐怖分子活动能力,但我们也应当注意到,当下“如火如荼”的反恐军事行动也带来了众多人道主义灾难事件。诚然,当下的反恐军事行动是国际人道法创设之初所未预见的“新型武装冲突”,但反恐军事行动在客观上已构成国际人道法规定的“武装冲突”。因此,应当探究国际人道法是否适用于当下不同特定情势下的反恐军事行动,并应当厘清反恐军事行动中的恐怖分子是否应当享有人道主义待遇以及应当享有何种具体人道待遇。这对于规范武装部队在战场上的作战行为,防止反恐武装部队在战场上任意行事和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战争受难者具有重大意义。其次,聚焦我国,当下“东突”等境外恐怖主义势力不断向我国渗透和发展,我国面临巨大的反恐压力。并且,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稳步推进,我国将会与更多不同地区国家进行更为密切经贸往来,这其中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恐怖主义高发地区的国家。今后,我国不仅要着力化解中亚地区恐怖组织对我国领土安全的实质损害,还要防范“一带一路”沿线恐怖主义高危风险地区对我国海外核心利益的潜在威胁。因此,如何完善我国当下境内外的反恐政策和措施,是我国面临的严峻问题。最后,当今世界反恐大国均出于国家战略利益考量采取反恐军事行动,奉行充满偏见的“双重反恐标准”,甚至打着反恐的旗号,运用军事手段排除异己,联合国在反恐问题中被边缘化。联合国体系是二战后同盟国建立的世界新格局,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打击国际恐怖主义、解决地区冲突等方面均有着不可替代的权威性和影响力,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负责任的世界大国,应当着力提升我国国际反恐话语权、推动国际社会构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反恐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