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长江上游一座充满生机的城市,长江与嘉陵江流经此地形成三面环水的半岛,水运的便利使得重庆自古以来便是物资集散的重镇。近代以来,随着重庆开埠川江航运的发展以及重庆城市地位的提高,码头逐渐兴盛,码头搬运业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随之而起出现了一个新的群体码头工人,他们往来于沿江各码头、船舶、市区、工厂之间,他们的存在与航运的发展息息相关。本文以码头工人为主线,通过对他们的数量、来源、组织机构变革,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考察,反映民国时期重庆码头工人这一群体的生存实态。重庆开埠,刺激了川江航运事业的发展,码头工人数量随之增多。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于此,人员、货物等的往来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推动码头搬运事业的繁荣。在码头上工作不需要掌握复杂的技术,因此码头成为本省周边农民、外省难民、城市贫民的落脚点。直到抗战结束后,厂矿复员,码头工人的人数才有所减少。他们的谋生从一开始便受到行帮势力的控制,这些行帮掌控着码头工人的工作权,并从他们身上获得超额收入。码头行帮组织随着社会的发展也经历了相应的改组,成立工会,内部组织体系日益完善。但赋有行帮属性的旧势力并未在历次码头组织变革中做根本性改变,相反组织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纠葛反复。码头组织的混乱导致码头秩序的混乱,加上力资不统一,码头劳工纠纷频发。不仅造成码头工人自身利益的损失,同时也给城市治安造成极大的隐患。虽然地方政府对码头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整治,但始终难以改变混乱的局面。码头工人群体的劳动时间与工资水平、居住条件与疾病灾害、劳动保障与福利待遇,这些与劳工生活息息相关的基本要素的不平衡成为工人生活困苦的主要根源。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工人收入微薄,仅可维持日常衣食消费。居住条件堪称恶劣,为减少生活消费方便做工工人只能在沿江搭建草棚,狭小的空间无任何卫生安全设施。劳动保护设施简陋,便极易受到工伤事故的威胁,而与之相关的劳动保障和福利待遇却少之又少。码头工人作为城市下层群体,为重庆航运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劳力,一定程度上促进城市的近代化进程。但是由于数量庞大超过了城市自身的吸附能力便适得其反,城市就业压力增加,失业人数增多,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加上码头工人群体自身受教育程度低,极易沾染不良嗜好,吸食鸦片,赌博等生活恶习使得他们始终处于社会的边缘。政府与社会公益团体在改善工人文化程度、居住环境、医疗卫生等方面做了一些努力,虽然对改变码头工人的生活状况收效甚微,但在一定程度上缓减了底层民众的痛苦。码头工人的生存状态是城市社会底层群体的一个缩影,他们来源广、数量大,长期以来依附于地方行帮势力和所谓“工会”体制中。收入与付出的巨大反差使得码头工人的生活困苦,生活的艰辛又使得他们与城市生活格格不入,工作时间长、工资待遇差、劳动毫无保障,生存状况堪忧,是码头工人普遍的生活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