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以审判为中心”“监察体制改革”等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相继步入正轨背景下,捕诉合一办案机制作为一项辅助与配套制度也正式登上改革舞台。虽说其正由初步试点逐步走向全面化、定型化甚至立法化,但作为一项重塑性制度仍旧面临挑战,理论界争议不断的同时试点实践中的问题也相继浮出水面。因此文章从理论层面对我国进行捕诉合一办案机制进行分析,着重从制度运行的功利主义和价值衡量出发,探究其“回归”的合理性,并结合目前的试点实践,尝试为捕诉合一办案机制运行提出配套的完善建议,旨在规避实际操作风险,让其实现甚至超越已期的改革效果。文章分为五个部分:文章第一部分先对捕诉合一办案制度相关前提理论进行概述,除对研究捕诉合一的前提“捕”“诉”权进行分析外,考虑到捕诉合一作为一项重塑性制度,因此采用历史研究的方法,从其本源出发,概括捕诉关系演变历程并分析总结捕诉合一再次运行的原因;第二部分以刑事诉讼程序改革的理论根基和价值功利性为基础,从检察权入手分析捕诉合一的正当性;从我国刑诉理念、刑诉改革方向等角度分析目前进行捕诉合一机制改革的价值,从而论证该项改革是各方面价值冲突之下最适合目前现实环境的选择;第三部分对捕诉合一的试点实践进行讨论,总体分为初期零星试点阶段和后续全面铺开阶段两部分。零星试点部分的论述选取最具代表性的吉林省,通过案例、数据对试点工作进行分析总结;在全面铺开阶段,文章打破以往论文中列举个别省份的方式,采取切合捕诉合一改革的检察院层级划分方式,对不同层级的检察院试点进行分析总结,以期能为后续的制度完善做更为细化的准备;第四部分是在对这项走“司法推动主义”的改革进行实践试点的总结和困境分析后,针对性地探索域外国家捕、诉的相关规定,旨在学习经验的基础上为我国目前困境寻找一些灵感和出路;文章最后一部分针对现实困境提出自己的完善建议。在制度构建和完善方面,结合目前检察系统多元化监督改造、检察官专业化发展以及审查逮捕诉讼化趋势,针对捕诉合一改革后权力扩张的监督、审查逮捕过程的规范以及捕诉同质化的规避等问题,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