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制约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该问题深层次矛盾在于生态资源保护成本与生态产出之间的错配。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为例,按照《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划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属于禁限开发区域,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不仅会给当地政府带来直接成本,同时也会因阻碍本地的经济建设形成巨大的间接成本。只有有效弥补这些成本,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才能获得持久的保护。意识到这一问题之后,财政部从2008年开始向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所属县（区）拨付具有专项转移支付性质的生态补偿资金,目的是激励当地政府更加积极有效地进行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工作。十多年来,中央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资金逐年增加,从最初的66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721亿元。该项资金的投入能否换来生态环境质量的提升已经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因此有必要进行生态补偿绩效的研究工作。首先,本文采用2010-2017年陕西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和转移支付数据,对其生态补偿绩效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表明:生态补偿资金的系数在1%显著性水平下为正,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弹性为0.1498,这表明生态补偿资金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生态环境质量提高,但是生态补偿资金每增加1%,生态环境质量仅提高0.1498%,说明生态补偿绩效并不高;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产业结构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负,表明第二产业比重的上升将会阻碍生态环境质量提升,耕地面积和居民消费水平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总体来说,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资金对当地生态环境质量提高有一定促进作用,但是生态补偿绩效并不高。然而,要想促进生态环境质量的提高,就必须要清楚当前生态补偿绩效不高的原因是什么。因此,本文从不完全契约的视角出发,试图为生态补偿绩效较低的现状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分析认为:在生态补偿制度的签订和履行过程中,交易双方存在着诸如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交易费用、不对称信息、未来的不确定性、契约条款的不可证实性等因素,使得生态补偿制度无法在事前对所有事项规定完备,导致该制度实际上是一份不完全契约。敲竹杠正是不完全契约所导致的核心问题之一。在生态补偿制度实施过程中,中央政府在事前做了大量的专用性投资,要求地方政府按照契约要求进行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然而由于生态补偿契约的不完全性和专用性投资带来的可占用性准租,会激发生态环境保护者的敲竹杠机会主义行为,进而削弱投资方事前的专用性投资激励,最终导致生态补偿绩效低下的局面。因此,消除或缓解生态环境保护者的敲竹杠行为对于提高生态补偿绩效十分关键。随后本文设计了一个生态资源产权配置的模型,试图通过产权理论所主张的剩余控制权分配的办法来缓解生态保护者的敲竹杠行为,以此实现对其专用性投资的激励作用。模型主要区分了在私人产权和公共产权的情形下生态保护者的专用性投资水平,并与社会最优状态进行比较。结果表明:与公共产权相比,私人产权下生态保护者的成本创新努力水平和技术创新努力水平更高且更接近社会最优状态,而公共产权下这两项努力水平均为最低,因此私人产权更有利于实现对生态保护者专用性投资的激励作用。进一步地,本文引入政府投资水平,发现生态保护者的技术创新努力程度跟政府投资水平具有正相关的关系,增加政府投资可以进一步提高技术创新努力水平,使其更趋近于社会最优状态,原因在于投资水平的增加使得生态保护者具有更充足的资金来弥补由生态建设带来的成本,这一观点从理论上证实了李国平（2017）的研究结论。因此,与公共产权相比,私人产权下生态保护者具有更强的专用性投资激励,能够有效缓解其敲竹杠行为,是一种次优的选择;同时,政府应继续加大对生态补偿资金的投入力度,使生态保护者的技术创新努力程度更加趋近于社会最优水平,以此换取生态补偿绩效的进一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