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制度的不断完善,高管股权激励计划逐渐被众多的公司所采用,而高管股权激励也曾一度被认为是缓解企业委托代理问题的有效方式,它使得股东利益与管理者的利益相衔接,达到了利益趋同的目的。但是,安然公司、世通公司、延安必康以及瑞幸咖啡等企业管理层的财务造假事件给企业敲响警钟:高管股权激励制度的实施也可能加剧管理者权力寻租、操纵盈余管理以及非效率投资等方面的管理防御行为,不利于企业绩效的持续提高。因此,高管股权激励具有“利益趋同”和“管理防御”两种效应,这导致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非线性的。而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绩效的作用也受到高管持股比例、内部控制质量和政府补助力度的影响,存在门槛特征。深入研究其中的作用机制,对于企业完善高管股权激励计划和内控制度,政府制定补助政策和完善股权激励法规,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激励理论,建立了“激励—行为—绩效”的研究路径,分析了高管股权激励的“利益趋同效应”和“管理防御效应”,并研究了股权激励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随着高管持股比例、内部控制质量和政府补助力度三个门槛变量的变化表现出的不同效应。实证研究基于Hansen门槛回归模型,利用2015-2019年沪深A股566家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对所提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绩效的整体作用以“利益趋同效应”为主,正向促进企业绩效。（2）高管持股存在单重门槛。高于门槛值时,股权激励主要表现为“利益趋同效应”;低于门槛值时,股权激励主要表现为“管理防御效应”。（3）内部控制存在双重门槛。内控质量越高,股权激励的“利益趋同效应”越强。（4）政府补助存在双重门槛。政府补助的力度较低和较高时,与股权激励具有“内外相济”的效果;但补助的力度变化幅度过小时,高管的管理防御心理凸显,负向作用于企业绩效。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企业加强信息披露质量和内控质量,政府提高监管和审计力度,为股权激励制度的完善与执行、政府补助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保障,推动政企合作达到协同效应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