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铜就被誉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红色金属”,尤其是在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之后。由于铜资源需求量巨大且自身资源严重不足,近几年我国铜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始终维系在70%左右,因此,铜也属于我国严重紧缺的矿种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社会进入到全面深化改革与攻坚阶段,呈现出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等“三期叠加”的“新常态”特征。在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中国的资源消费模式逐渐转变。不仅如此,新常态下的地勘与矿业管理也正在发生变化。例如,资源管理从单一的数量管理逐渐向资源的数量、质量和生态三位一体综合管理转变。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铜资源供需形势将发生重大变化,未来走势备受关注,铜资源的勘查开发政策也应作出相应的调整。基于以上缘由,本次研究以中国经济新常态发展作为大背景,以全球的视野、中国的资源禀赋为基本出发点,通过引入系统动力学、计量统计经济学等模型,以及部门消费法,对中国新常态下铜资源的需求进行定量化预测和定性判断,分析不同发展模式下中国未来铜资源可能出现的需求情景。同时,结合国内外铜资源的可供性、可得性分析,研判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关键时期(即2030年前)的铜资源供需情势。在此基础上,给出保障铜资源供给的对策建议。本次研究以定量预测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构建多种模型,围绕一系列重大问题开展专题研究,研究内容及取得的主要认识如下。(1)世界总体不存在铜矿资源短缺问题。据估计,世界铜资源总量超过37亿t,其中陆地资源量30亿t,海洋资源量7亿t。截止2012年,世界铜矿资源储量6.9亿t,静态保证年限40年以上。而且,从近十年铜矿生产量和储量增长的速度来看,世界铜储量的年平均增长率为8.5%,远高于矿山铜年平均增长率1.9%,因此,随着技术进步、可开采经济品位进一步降低,全球铜矿资源至少在本世纪不会出现资源性短缺的问题。(2)定量分析预测了新常态下中国铜资源需求。通过引入系统动力学、计量统计经济学模型,按照2030年前中国GDP增长的高、中、低三种情景,分别得到了三种情景下的中国铜资源需求预测值,并给出了2015年、2020年、2025年和2030年中国铜资源需求预测的参考值,分别为1060万吨、1170万吨、1610万吨和1390万吨。(3)定量预测了中国铜矿资源的可供量。通过将Hubbert理论及其模型与系统动力学模型相结合,按照中国铜矿资源的高、中、低三种最终可采储量情形,分别得到了三种情形下中国铜矿资源的生产供应峰值及对应的年份。按照中等最终可采储量情形,给出了2015年、2020年、2025年和2030年,中国铜矿山供应的参考值分别约为212万吨、270万吨、310万吨和316万吨。(4)定性分析了中国二次铜资源的可回收利用量。通过总结西方发达国家铜金属利用与回收经验,预测到2015年、2020年、2025年和2030年我国可以回收利用的废杂铜金属量,分别约为140万吨、290万吨、340万吨和400万吨。(5)定性判断了中国境外铜矿资源的可得性。通过统计分析,截止2013年底,我国企业已获取境外铜权益资源量约8000万吨,获得的矿山铜产能83万吨/年。预计2015年、2020年、2025年和2030年,中国境外权益铜精矿产量分别为47万吨、100万吨、120万吨和140万吨。从供需总体态势来看,2015~2030年中国铜资源供需或将呈现出“先松后紧再松”的趋势。如果不考虑海外权益铜因素,预计2015年、2020年、2025年和2030年,国内铜资源保障程度分别为33.2%、47.8%、40.3%和51.5%,对外依存度分别为66.8%、52.2%、59.7%和48.5%。如若考虑国外权益铜资源,保障程度分别提升到37.69%、56.38%、47.82%和61.66%。基于以上分析判断,本次研究认为,尽管全球铜矿资源是不存在资源性短缺的,未来十多年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但是,中国对铜资源的需求还是在增长的,而且总量还很大,国内铜矿山供应的严重短缺是将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而且,随着国家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开发银行的建立,必将在全球掀起一股基础设施建设热潮,包括铜矿资源在内的大宗矿产资源的需求或将出现较大幅度增长,新兴工业化国家之间的资源竞争将日趋激烈。对此,本文提出了几条综合性建议与应对举措,包括:加强勘探,增加国内铜资源储量;开展资源外交,做好海外铜资源的获取,构建起“拉美—周边—非洲三极保障体系”;积极培育大型矿业公司或积极参股国际矿业巨头,加强对全球优质铜矿资源的掌控;倡导勘查开发一体化,提升铜矿资源利用率;谨慎开发西部铜矿资源,构建绿色矿业;重视采冶新技术,充分利用低品位矿和综合矿;加强再生铜的回收利用,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