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1937年间,“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七·七”事变等日本侵华事件相继发生,中国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为反抗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学生群体主动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来,成为爱国救亡运动的组成部分。由于学生群体固有的爱国性、激愤性等特点,学生的满腔热血,有时却导致冲突流血等极端现象的发生。当中的突出事件,经由媒体报道和渲染,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和讨论,构成了特殊的社会影响。在传统观念与新思潮,国家危难与集体激愤之间,青年学生做出了自身的行为选择。学生运动极端现象作为群体性事件被推至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上。在群体性事件中,学生开展罢课示威等运动,冲突事件频发。当爱国运动受到压制时,学生通过捣毁机关、焚烧汽车等极端方式进行强烈抵抗。为晋京请愿,各地学生卧轨索车、盘踞车站。这些过程体现了学生与社会其它群体的关系应对。在悲愤的社会空气下,爱国学生断指绝食之自残,蹈海服毒之自杀,以殉国式的极端行为,最大限度表达抗日救国的决心。对学生运动极端现象,社会纷纷作出反应,社会各界通过追悼公祭、慰问抚恤、支援救助等方式,对学生运动进行援助。在对学生救国方式的讨论中,也有人认为不必作无畏牺牲、学生应以学业为主。学生运动极端现象有其特定社会历史原因,及涉世未深青年人的特点,学生自发参与运动,在体现爱国性和正义性的同时,存在盲目性和效仿性等局限。学生爱国运动与学生风潮中的极端现象,以及学生不同缘由下的自杀行为,表露了学生群体的心路历程,展现了学生运动极端现象的社会影响。媒体报道的导向性推动,政府政策的强硬控制,社团活动及社会各界爱国行动的影响,学生运动极端现象频发,社会舆论的导向作用值得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