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跨学科研究使人们走出了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封闭自足的系统，带给翻译以多维的视角。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理性思维的基础之上的。翻译是一门高度综合的跨文化交流的学科，需要以一种更为科学的理性作为指导。所谓交往理性就是要让理性以“主体为中心”转变为“以主体间性为中心”以便阻止独断性的“工具行为”继续主宰理性。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理性能够弥合工具理性的裂缝，对抗非理性的扩张，使译学重返理性之源，找寻到翻译和语言研究的规范。交往理性是通往语言与交往的桥梁，是交往的核心力量。 翻译的中心问题是语言。语言本身带有的理性特征长久以来被忽视。许多哲人认为在语言之外存在一种逻格斯控制着人类的思维和认知。这种逻格斯中心主义在人类思想史上曾一度占据统治地位。康德对理性的划分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理性。语言本身是带有理性特征的，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强调以语言为核心。翻译是一种言语行为，行为的参与者应满足三种可批判的有效性要求，即真实性，真诚性和正当性，才能使对话和交流朝着合理的方向发展。 交往理性的翻译观使翻译从语义模式走向语用模式，使主体间性得到发挥，使语言资质和交往资质得到平衡发展，使语言的社会性得到认同和重视。交往理性的翻译观，使话语主体能够以理性为出发点，严格遵守普遍认同的话语规则和论证程序，表现出共同探求真理的真诚态度和愿望。在翻译过程研究中，每一主体的话语权利都在程序上和规则上得以保证。交往理性的翻译观所摒弃的是话语的霸权，使话语的交往行为深入理性，最终实现理性的交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