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作为中国历史和文化转型时期的杰出代表，创作了诸多具有深刻现实意义的文学作品，其中的短篇小说更是一再被介绍到西方，产生了不少的英文版本。其中被奉为经典的当属杨宪益、戴乃迭翻译的《鲁迅小说全集》，而最新由英国Julia Lovell翻译并收录进PenguinClassics的The Real Story of Ah-Q and Other Tales of China再一次引起了译界对鲁迅小说的关注。这两种译本的诞生时隔多年，注定有很多差异，并且具有分析比较的价值。系统功能语言学将原文分解成语言三大元功能的载体，为原文和译文的对比提供了具体可操作的途径，通过对这些载体的确认，可以从元功能的角度对翻译的效果进行评估。本文就以洛弗尔译本和杨氏译本为研究对象，选取鲁迅小说集中的典型语篇，以小句为单位考察二者在传递语篇元功能方面的传递效果，从而进行译本的评价和比较。　　 通过比较，本研究发现：从对语篇概念功能的把握来看，尽管杨宪益、戴乃迭的译本偶有细微疏漏，但总体上对对原文的理解十分准确。相比之下，Lovell对原文概念意义的分析十分认真，对细节的把握也比较仔细，但是在某些词语概念的掌握上仍有所失误，对文化语境的了解也略有欠缺，影响了语篇概念功能的准确传递；除此之外，译者自身的意识形态也对翻译的词汇选择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鲁迅对于中医的一些个人看法在杨宪益的译本中就通过词汇的替换被巧妙改变，而在Lovell的译本中则完全保留。　　 鲁迅小说蕴含了丰富的言外之意，因此能否成功传递其人际功能也是检验两种译本的重要参照。从人际功能的传递效果上看，杨宪益夫妇对忠于原文的绝对追求和直译策略的过度运用影响了原文人际意义的表达，而Lovell对目的语读者具有清晰的了解，并且以“创造和源语读者相同的阅读体验”为目标，她采用多种策略优化了语篇人际功能的传递效果，比如刻意模仿故事人物的言语风格，创造性地用更易于普通英语读者接受的表达来重现原文趣味和基调，十分注重人际意义的传递效果，值得借鉴和推崇；　　 由于语篇功能隐蔽性很强，虽然英文注重形式上的严谨和逻辑性，但中文主要通过语境和经验来实现原文的逻辑连贯。从所选取的例子来看，在细微之处，两种译本对于语篇信息重点的把握各有疏忽，但是总体看来，杨宪益夫妇和Lovell对于英文语篇逻辑连贯性的重构都十分出色，对于呈隐性的源语篇逻辑，两种译本运用不同的衔接方式，使得英译本呈现出逻辑紧密，语意连贯的效果，同时也展现了译者们深厚的语言功底.　　 最后，本文解释了造成两种译本各自差异的诸多因素。时代的局限性，源文本的开放性和译者自身的意识形态都是引起译文差异的主要原因。严格的规范制度和目的语读者的不确定性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杨宪益夫妇创造性的发挥，从而使得杨译本一味采用直译策略，以求最大限度地保持对原文忠实，这样虽然保证了忠实度，但是却使语篇的人际意义难以得到有效的传递，外国读者在阅读小说时，如同隔靴搔痒，难以领会原著趣味。而Lovell在翻译时，不但目的语读者明确，更有丰富资源可以借鉴利用，且不用受复杂外在因素的制约，翻译的灵活性大大增强。她的译本因此更为生动流畅，极大地优化了语篇人际功能的传递。通过新老译本各自优缺点的比较，本文为鲁迅译作的实践和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