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的女性文学研究中，大多关注的是女性作家的作品或者是女性作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然而女性作家文本中的男性形象也应该是一个生长点，通过女性话语的描述，男性形象究竟是怎样的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形象特征？它表现了女性怎样的心态？这一系列问题都是研究的空白点。本文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粗浅分析，试图解析男女之间的依赖与对峙，从而反观女性心理历程的变化，引发更深一步的思考。在女性作家的文本中出现的男性形象，更多地体现了一种人格的欠缺，这与传统文化中高大、强壮的男性形象迥然不同。考察这种变化的原因，我们可以发现女性作家的心理历程，而这一历程的线索就是永久的追寻。女性对于男性的认识最初是通过父亲获得的，因而父亲的形象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女性对于男性的评价。考察作品中的父亲形象，我们会发现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理想父亲的缺失。童年的创伤和匮乏使得女性对于男性的理想性格的缺失感到格外失望，也因而产生了一种固置的心理状态：在不断的成长过程中、在其他男性身上一再地寻找失落的理想父亲的形象，以使其成为补偿。为了逃离困境，女性选择了爱情。在父权社会中，女性毫无主体性可言，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命运，决定了婚姻幸福与否是一个女人存在的全部意义。因而，女性对爱情的憧憬和对婚姻的依附就显得格外强烈。但在现实生活中她们面临的是男人镜像背后的空洞与残缺。乌托邦式的理想图景注定要幻灭，这种幻灭又必然促使缺乏人格定位的女性对自己的生命价值和生活意义产生疑惑，并进行进一步的自主抗争。所谓的“恋父”情境已经被一种无法完满的女性的复仇心理与“弑父愿望”所取代。作品中“替代性的父亲”已经堕落为一个疯狂的变态者，他的存在摧毁了女主人公全部的人生希望，因而必将引发耻辱后的复仇心理，他也必将在女主人公的蔑视中被放逐到死亡的境地。男性作家作品中的女性的存在，总是透过男性欲望的复杂作用表现出来的。而在女性作家的笔下，女性的气质却发生了变化。她们按照自己的喜好装扮自己，按照自己的个性为人处世，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工作，甚至按照自己的性欲捕捉对象。在女性迷人的气息之下，男性逐渐变成了女性统驭的对象。在此，男人与女人的关系由最初的强男弱女演变成强女弱男。随着女性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地位的逐渐提高，她们越来越敏感于男性的懦弱、猥琐和无能。原来理想中“父亲”伟岸、挺拔的身姿渐渐隐去，而那些“替代性的父亲”已经堕落为女性的可支配与借用的道具，在女性作家的叙述情境中被放逐或逐渐走向衰亡。失去精神支柱的空虚使女性转入了心理的异向探求。女性天性中的亲密之感异化为倾投于女性，然而对于“性倒错”或“病态”心理的恐惧使她们在危险的诱惑面前及时止步，并在意识到同性情感的疆界时感到彻骨的孤独和深刻的绝望。她们甚至试图将同性与异性以“前后与上下两部分”相组合，通过让既有的模式发生混乱，而让“审美的体验和欲望的达成完美地结合了”。但无庸讳言，这幅美丽动人的乌托邦情景并非是对人性的可能性空间的开拓，而只能是瑰丽的缺乏真正力量的幻影。再有，异国男性的出现也为这种异向的探求提供了一个方向。外国的男性表现出的是强者的姿态，无论是从生理还是心理上都勃勃待发、充满征服和侵略的欲望。这种鲜明的对比也使得我们对中国男性的状况更加忧虑。然而无论<WP=23>是同性之间的亲密还是异国文化的侵袭都无法治愈女性情感的旁落无依，深深的失落和挫败感煎熬着她们的心灵。但是在失落与挫败中，女性没有停止追寻，这也使得女性在同性的认同上理性的止步、在异国的迷恋中及时的清醒。在以上这一系列的情境中，我们似乎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幅女性情感的历程图。在追寻的过程中，男性暴躁与残酷的创伤使女性对异性的情感变为彻骨的孤独。于是，她在寻找——迷失——复仇——不肯舍弃——失落与挫败中挣扎、徘徊，她所遭遇的男性无法提供理想中的形象，暴露的都是性格的缺失、懦弱，甚至是病态，她在精神上开始“逃离”，试图逃离一个女性无家可归的命运。她拒绝了男性社会中的囚笼命运，又无法完成母系氏族的回归，在一种孤立无援的境地中进行着为自由而生存的奋斗。她试图在幻想中建立一个“精神家园”，得到理想“父亲”的庇护，回到“母系氏族”的怀抱，在这个精神家园的纯净中无忧地生活着，似乎返回到人类天真的童年。为了这个理想，女性在不断地追寻，在逃离与寻找中不断往复，却无法躲避漂泊的命运，因而成为“精神家园”的陷落者，注定了无家可归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