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史》文本作为十七年经典，在几十年中引起了文坛的多次争鸣。这不仅和它蕴藏的丰富政治内涵相关，也与其经久不衰的艺术价值有密切的联系。无论是要探寻文学史的细节，总结和反思文学批评的理路，还是要寻求更丰富的艺术规律，《创业史》都是一个很好的研究对象。本文一方面通过《创业史》争鸣史个案的研究，来探寻整个当代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的精神流变；另一方面欲在当代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精神流变的烛照下重新反思《创业史》争鸣史，以获得当下性启示。本文第一章通过对“十七年时期”意识形态背景分析、第一次争鸣的历史细节探讨和对“中间人物”论争的反思，总结出由《创业史》在60年代的争鸣所折射出的十七年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的精神特质：它在政治与艺术之间徘徊，并与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构成彼此制衡的关系。它的运动轨迹最终是由政治力量决定的。本文第二章通过对1980年代初文学发展的生存环境分析，对“农业合作化小说价值”争鸣的探讨，对当时亲近“审美反映论”的批评倾向的思考，总结出80年代初《创业史》争鸣的轨迹。从争鸣的轨迹上辨析，我们不难发掘以《创业史》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在“否定之否定”的探索过程中逐渐走向成熟，它揭示了文学批评发展的延续性，促进了历史在场感和辩证思维的培养，拓展了文学批评的方法。本文第三章通过对“重写文学史”场域之下《创业史》评价起伏的呈现，来重新思考“重写什么样的文学史”，“怎样重写文学史”，如何客观评价柳青的问题。在上述问题的基础上，思考“重评”与现实主义文学之间的关系。“重评”为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由封闭走向开放，由二元走向多元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其解构的方式和批评姿态，又与最初的追求形成悖反关系，“重写文学史”依然是一个远未完成的工程。本文最后章节通过《创业史》在文化诗学背景下所构成的潜在争鸣的挖掘，总结出《创业史》批评的几个重要方向：一是“主体性诉求”的批评思路，二是对十七年文学历史细节的重新解读的思路，三是展开《创业史》文本与当下现实的对话的思路。此三个方向之间构成了潜在争鸣的关系。这对于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具有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