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盈余管理的研究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20多年来，该课题一直是西方会计学界尤其是实证会计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盈余管理是伴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而逐步产生的，在一个理性的证券市场中，公开披露的会计盈余信息是投资者据以进行投资决策的重要信息来源。盈余数字作为企业经营业绩的综合体现，具有很强的敏感性和信息导向性，能直接影响股票价格，进而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此外，盈余数字还会影响到企业相关契约的执行结果，如经理人报酬契约、债务契约等。证券市场管理机构及其他政府部门也将会计盈余数字作为实施监管的重要参数之一。因此，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有着较为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 自1984年第一只股票向社会公开发行起，我国证券市场逐步兴起并蓬勃发展，经过20多年的努力，证券市场已逐渐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主要渠道之一。而在影响资源配置的诸多因素中，会计信息尤其是盈余数字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上市公司为了达到其在资本市场中的特定目的，往往利用盈余管理对会计报表的数字进行调节。从美国的安然公司、世通公司，到我国的蓝田股份、科龙电器，一系列的财务丑闻引发了人们对盈余管理问题前所未有的关注。 盈余管理的危害是相当严重的，它使得质量低下、缺乏竞争能力的上市公司与真正业绩优良的上市公司鱼龙混杂，严重误导投资者的决策，破坏证券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同时，仅仅通过盈余管理而缺乏实质性要素支撑的虚假繁荣，容易产生巨大的泡沫，加大市场风险，损害广大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前主席莱维特（Arthur Levitt）在其题为《数字游戏》的著名演讲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对盈余管理行为不加以约束的话，将会导致非常可怕的后果：利润的质量受到侵蚀，财务报告的质量受到侵蚀；管理被操纵所取代，诚信被虚假所替换。盈余管理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会计问题，而是日益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因此，很有必要对盈余管理现象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之上探究治理之策。 本文对盈余管理的基本理论及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全面的回顾与总结；立足中国资本市场，对盈余管理的动机进行了详尽的剖析；分析了中国上市公司常用的盈余管理手法，特别是对我国新会计准则颁布实施之后有可能出现的盈余管理手法进行了预测，以期引起相关各方的关注；选择深市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上市公司IPO过程中盈余管理行为的存在性进行了实证研究，检验结果证实了中国股市盈余管理行为的存在；对盈余管理的产生原因进行了重新阐释，同时对现有的盈余管理治理模式提出了批判，并且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2006年新会计准则颁布后可能出现的盈余管理方法进行了预测，指出公允价值、调整后的资产减值政策、商誉以及研究开发费用将成为盈余管理的新热点。由于新会计准则颁布实施的时间较短，相关的实证数据难以获取，因此这方面的研究仅限于理论分析层面。 （2）将盈余管理的识别与企业成长性评价相结合。在对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IPO前后ROE分布的Chi-square检验的基础上，进一步选择反映企业盈利能力和营运能力的相关指标建立指标体系，进行主成分分析，通过样本公司IPO前后主成分得分的走势分析，对盈余管理行为的存在性进行验证。 （3）借鉴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思想，从利益集团与财权配置的角度对盈余管理的产生进行了重新阐释，指出利益集团之间财权配置的非均衡性是盈余管理产生的制度诱因。同时，对现有的注重技术性规范而忽视制度建设的盈余管理治理模式提出了批判，并且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