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国统计部门对老年人口数量的统计数据显示,到2016年为止,我国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人口数量已经超过了2亿,达到2.29亿,占全国总人口数量的比例为16.6%,65周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则约占全国总人口数量的10.2%。预计到2020年,我国老龄化人口数量将达到总人口数量的六分之一。庞大的老年人口数量和持续上升的老年人口比重使得养老问题日益成为国家不得不审慎解决的社会性问题。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4+2+1”成为主要的家庭结构类型,年轻夫妻既要工作又要照顾自己的子女,还要同时赡养双方四位父母,生活压力之大可以想见,以致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难以为继。此外,受中国传统“孝道”的影响,老年人或担心给自己子女造成“不孝”的负面社会评价或出于其它原因的考虑,不愿意进入商业性的养老院养老。继续沿用1996年《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所主张的“主要依靠家庭论”来处理老年人权益保障问题,将使得养老问题成为我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在借鉴国外养老模式的基础上,社会保障和公共管理等社会学科兴起一股社区养老模式的研究热潮,我国上海等地也建立起社区养老的试点。试点试验和研究结果表明,社区养老模式在我国是行的通的。社区养老模式在我国的发展和推广有赖于法律的保障,本文的写作目的也正是为探析社区养老服务合同之性质和法律关系,为我国社区养老合同的完善提出自己的建议。本篇论文涵盖了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部分作为本篇论文的总起部分,指明本文论述问题的由来。我国庞大的的老年人人口数量和日益增长的老年人口比例使得养老问题成为严峻的社会性问题,养老问题能否得到妥善的解决关系到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社区养老因其具有对传统家庭养老和社会商业机构养老的比较优势,成为我国解决养老问题的首选。但是,我国建设社区养老制度还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尤其是社区养老服务合同中存在的问题。首先,界定社区养老服务合同的性质属性是理清社区养老服务中错综复杂的法律关系的第一步,只有界定好社区养老服务合同的性质,才能对其进行合同法学上的归类;其次,对社区养老服务合同的法律关系要进行分析,明确养老服务合同订立双方的权利义务;最后,要对社区养老服务合同中的违约情形和责任承担方式进行分析,对社区养老服务合同双方可能出现的纠纷的解决作出法律上的规定。论文第二部分对社区养老服务合同作出法律意义上的界定,根据合同签订主体的不同将其区分为自订立社区养老服务合同与政府订立社区养老服务合同。分析社区养老服务合同的合同性质,通过学习国内外学者的观点主张得出自己的认识结论,即政府订立社区养老服务合同是具有委托合同的性质的,自订立社区养老服务合同则具有承揽合同的性质。论文第三部分又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详细分析自订立社区养老服务合同中,社区养老服务中心与老年人及其赡养义务人作为社区养老服务合同双方主体的权利义务内容。在探析社区养老中心的权利时,本文着重分析了在老年人及其赡养义务人作为债务人迟延履行给付义务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对老年人所有的财物是否可以享有留置权的问题,以及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在与其他民事主体发生债权债务关系时是否享有以其占有的不动产为债权人设立抵押权或者作为抵押人以其占有的不动产为其他民事主体提供抵押担保的权利的问题。本文认为,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可以留置自己已经合法占有的、与其所提供社区养老服务处于同一法律关系的老年人的财物,但若财物为老年人自有使用,未被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合法占有且与社区养老服务非同一法律关系,则社区养老服务中心不能对其行使留置权;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的不动产不能用于抵押。第二部分详细分析了政府订立社区养老服务合同中,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和政府主管部门作为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同时,老年人作为政府订立社区养老服务合同中的利益第三人,其在政府订立社区养老服务合同中的权利义务,论文在这一部分也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论文第四部分分析和研究了社区养老服务合同中可能出现的各方的违约情形和其责任应该如何承担。判断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提供养老服务的行为是否违约,应当将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实际提供的养老服务与社区养老合同约定的养老服务作构造、过程和结果上的对比,看是否有不一致的地方。社区养老服务合同中的违约责任认定的原则,本文认为应当确定为过错责任原则。此外,社区养老服务合同中,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也有例外情形,即违约方承担责任的免责事由,包括法定免责事由和约定免责事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