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收支持续大量顺差是当前中国外部经济失衡的主要表征。1994年中国对外贸易盈余53.93亿美元，占GDP比重不到1％，发展到2008年，顺差额高升至2984.51亿美元，占GDP比重随之增加到6.93％。中国贸易顺差的不断升高在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和拉动国内就业的同时，其负面影响也日益凸显。贸易顺差过快增长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降低国内货币政策效力，导致贸易摩擦频发，增加国内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因此，探讨中国贸易顺差快速增长根源，寻求有效缓解中国贸易顺差和实现中国经济内外部均衡发展的策略刻不容缓。虽然已有众多学者对中国贸易顺差问题展开探讨，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这些研究仍存在明显的不足:有针对性的以中国贸易收支为研究对象的理论演绎仍显薄弱;缺乏对中国贸易收支具体影响因素的系统和全面分析;大多数关于中国贸易收支的研究仍停留在简单实证分析层次上。正是解决中国贸易顺差问题的迫切性，以及有关中国贸易顺差理论和实证存在的种种不足，促使笔者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进一步研究中国贸易顺差成因问题。本研究从以下六个方面对中国贸易收支变化特征和及其成因进行了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　　在中国贸易收支现状方面，在对其总体发展、行业结构、地区分布、贸易方式以及主体分布情况进行全面分析后，得到如下结论:伴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高速发展，中国进出口贸易结构均出现不断升级和优化迹象。技术密集型行业在中国进出口行业结构中的比重不断提升，进出口市场结构均呈多元化发展态势。与此同时，在加工贸易为主导的贸易模式下，中国的贸易顺差在不断加大，并高度集中于劳动密集型和劳动技术密集型行业上，主要发生在中国与香港、美国和欧洲部分国家的市场之间，完成于外资企业和其他非国有、集体企业。　　在中国贸易收支决定的理论方面，通过引入切合中国实际的经济因素，从单一贸易品、两种贸易品和两部门经济等三个角度，拓展已有的跨期最优消费和投资理论模型，得到如下结论:国内实际资本存量、国内居民实际财富、政府实际消费支出、单位资本使用成本、耐用品跨时价格、耐用品相对于非耐用品价格、贸易部门生产率、非贸易部门生产率、国外生产率、本国实际汇率均是引发中国实际贸易余额发生变动的潜在因素。从相关方向看，国内实际资本存量和耐用品跨时价格均与实际贸易余额正相关，政府实际消费支出、单位资本使用成本、耐用品相对于非耐用品价格、贸易部门生产率、非贸易部门生产率、国外生产率和本国实际汇率均与实际贸易余额负相关，而居民实际财富与实际贸易余额的相关方向不确定。　　在中国贸易顺差成因的总体实证分析方面，相关分析和向后筛选分析结果表明，国内实际资本存量、国内居民实际财富、贸易部门全要素生产率、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非贸易部门全要素生产率是影响中国贸易余额的主要因素。基于协整计量技术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研究结果表明，长期而言，中国实际资本存量过快增长和贸易部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是中国贸易顺差不断冲高的根本原因，而国内居民实际财富增长和非贸易部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却有助于缓解中国贸易顺差过激增长之势。人民币实际升值对中国贸易顺差也具有抑制作用，但力度有限。　　在中国贸易顺差成因的行业实证方面，面板数据模型的FMOLS估计结果显示，不同行业贸易收支变动具有不同的内在动因。对于劳动密集型工业行业，其贸易顺差逐年增加和主导地位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本行业生产规模的快速扩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居民实际财富增加将会减少该行业的贸易顺差。具体到贸易顺差规模不断扩大、所占比重居前两位的纺织、服装和皮革制造业及仪器仪表和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其贸易顺差也主要根源于本行业实际资本存量的快速递增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居民实际财富增长将显著地减少这两大行业的贸易顺差。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对这两大行业贸易收支形成不同影响，轻度恶化纺织、服装和皮革制造业贸易收支，微量改善仪器仪表和办公用机械制造业贸易收支。一致性地，非贸易部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这两大行业贸易收支具有微弱的抑制作用。　　在中国贸易顺差成因的地区实证方面，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表明，从长期看，中国与北美、东亚和欧盟地区贸易顺差不断升级的根本原因均在于国内实际资本存量的过快增长和贸易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居民实际财富增长对中国与北美和东亚地区的贸易顺差具有显著减缓作用，但在中国与欧盟贸易顺差中的反作用不明显，甚至出现同向变动现象。高度一致地，非贸易部门全要素生产提高对中国与北美、东亚和欧盟地区的贸易顺差均构成明显地抑制效应。人民币实际汇率在中国与北美、东亚和欧盟地区贸易收支中具有不同角色，人民币实际升值对中国与东亚地区贸易顺差形成显著抑制作用，对中国与北美贸易顺差的反作用不明显，与中国和欧盟贸易收支正相关。　　在本文最后部分，总结了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同时，针对本研究的不足，给出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