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发展水平日益提高的社会背景下,人们的思想观念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变化的影响而发生转变,多方发展变化的因素使得女性群体在整个社会群体中和在家庭中的作用、受到的评价和关注也发生改变,对于家庭而言,女儿的角色作用发生转变。与此同时,我国的家庭规模正处于一个不断缩小的状态,子女数量减少,子女养老负担可能存在加重的风险,新的社会发展水平和生活成本对于成年子女的父母而言其抚养子女的负担也同样存在加重的可能,例如目前存在“两男恐惧”的社会现象,即两个儿子会给父母带来较大的抚养负担。但是对于父母而言,在新的社会背景下传统的生育观念是否仍然存在,子女是否会因为其性别不同而给父母带来不同的幸福感受,双向代际支持是否可以作为解释上述不同影响的中介因素将会通过本文的检验进行回答。本文的数据来源为CGSS2017,使用Stata15软件对所需样本构建OLS线性回归模型,探究子女性别结构对父母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所需样本中根据需要将子女性别结构划分为无儿无女、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两个儿子、两个女儿以及一儿一女,将无儿无女和一儿一女分别作为参照组以观察子女性别结构对父母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除此之外,选用双向代际支持作为中介影响因素,探究不同的子女性别结构对父母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时,双向代际支持是否可以作为产生影响的中介因素。本文的结论如下:第一,有子女的父母比无儿无女的父母主观幸福感更强,但仅就有子女的情况来说,不同子女性别结构对父母主观幸福感产生的影响并没有显著的差异性,一儿一女并没有表现出是最优的子女性别结构,两个儿子也并不会给父母带来明显的“两男恐惧”;第二,对于城市父母而言,一个儿子或两个儿子对父母主观幸福感提升效果并没有优于无儿无女,对于农村父母而言,相比于一儿一女,一个女儿并不能对其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带来正向影响;第三,与只有儿子或只有女儿的父母相比,一儿一女（即有儿有女）的父母主观幸福感并没有显著差异;第四,向上代际支持方面,女儿可以向父母提供更多的精神慰藉,向下代际支持方面,父母需要向儿子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需要向女儿提供更多的精神慰藉;第四,双向代际支持能够显著提升父母的主观幸福感;对于城市父母而言双向代际经济支持和双向代际精神慰藉更有助于其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对于农村父母而言,双向代际经济支持、双向代际生活照料以及双向代际精神慰藉都会对其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并且双向代际经济支持更能提升母亲的主观幸福感;第五,双向代际支持并不完全能够作为解释子女性别结构对父母主观幸福感产生不同影响的中介影响因素。基于上述结论,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第一,家庭方面。对于父母而言应该结合自身家庭的实际情况进行积极的生育行为,同时还要注重子女的质量,并且需要端正自己的生育动机,避免进行生育性别选择或存在子女性别倾向;第二,社会方面。在鼓励生育的同时,还应该尽快完善生育政策及其相关配套政策,切实关注“天价彩礼”、子女高教育成本等社会现象,一定程度上缓解育龄群体的生育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