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一个极为盛行谈论自身的国民性或民族文化论的国家。在历史的长河中,日本民族面对不同文明,通过吸收、消化、融合形成了自己的文明。但从文化上看,它自身缺乏一种可与西方的基督教、中国的儒教和印度的佛教相媲美的主体意识形态,因而文化定位问题长期困扰着日本人的内心。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美军进驻日本。面对战败和占领,一切战争时期的道德观念、国家观念轰然崩塌,一切固有的价值在一夜之间几乎粉碎,日本人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陷入恐慌和迷失之中。面对美国这个新的他者,日本思想界对建构什么样的文化认同给出了各种答案,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迫切需要对自己的文化认同进行重新定位。本文正是从这样的思考出发,选择战后日本文化认同建构的角度,以揭示知识分子加藤周一的文化价值。加藤周一被誉为战后日本“最大的知识分子”,20世纪50年代,加藤周一因将日本文化定义为“杂种文化”而声名鹊起。走上文坛之初,加藤周一首先思索的是日本文化、文学的走向问题。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翌年,他就通过与欧洲的社会文化、文学和思想的比较研究,对日本以天皇制绝对主义为代表的封建社会文化进行猛烈的批判,其思想一度偏向“西化”,但经过对日本社会、文化和文学艺术的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进行了理性的思考和反复的探索之后,他认为应该将西方文化作为参考系,用一只眼睛看西方,一直眼睛看东方,最终他调整焦距,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找到了恰当的位置。他的具有创建性的“杂种文化论”就是通过“两只眼睛”的长期审视的结果。可以说,“杂种文化论”是他文化观的核心、观察一切社会文化现象的坐标轴,也是他研究和批评日本社会文化的出发点。在他看来,日本文化的杂交特点是日本人自我认同产生的重要原因。加藤周一回顾了日本走向近代的历史,剖析了日本近代历史中出现的“西化主义”和“国粹主义”的弊端,以及只注重科技的近代化,从而忽视民主主义的建设,忽视传统及其再创造的现代意义,因而使日本社会产生了大倒退的这一现实。通过加藤周一的分析,我们可以看穿现代日本民族意识形态掩盖下的种种伪装,他所提出的日本文化杂种性是一名知识分子对近代日本文化认同所作出的一种特别的回答,应该说很巧妙地解决日本人的文化认同焦虑的问题。“杂种文化论”不仅蕴含了丰富的审美意味和浓厚的人文精神,也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面前所持有的独立思考。本文在综合借鉴各种先行研究的基础上,以加藤周一的“杂种文化论”为切入点,探讨在固有价值崩溃的战后,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如何承担起建构日本文化的重要使命,在战后这个特殊时期,杂种文化所起到积极作用,以及它对人类文化建设的普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