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代市场经济重要的制度之一,商事登记制度已成为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甚至历史学等诸多学术领域所关注的焦点。论文主要以私法理念为线索,详细论证了商事登记的私法本质,并从市场准入功能、登记价值解构以及商事登记模式三个方面展开了对商事登记制度内容的具体分析,最后落脚于民间商事登记模式,对我国商事登记机制的建构提出相应的制度设计。　　第一章聚焦于商事登记的行为性质和权利本源,结合“天赋人权”的理念,明晰了商事登记的私法属性。首先,论文从商事登记本质解析入手,从学界的争议焦点中明确了商事登记行为属性以及登记机关的角色定位,即登记机关通过提供登记确认与公示的程序,借助自身权威和公信力为商主体信息提供一般性担保。其次,论文提出了行商权这一概念,用来表达“天赋人权”理念在商事登记制度的内涵,夯实商事登记私法行为的权利本源,并通过梳理行商权中的人格权属性,为商事登记自治提供基本民事权利支持。最后,论文通过对商事登记概念的解构,认为商事登记需以私权自治、天赋行商权为主核,以商主体的法律行为为线索,以商主体的身份确认、信息公示为内容主核,以登记机关的辅助性行为为程序来展开。　　第二章重点考据了商事登记制度的私法历史演变脉络,分别从中西方两大视角进行梳理,揭示制度演变背后的商人团体与当权者之间的权益抗争,并且在提炼私权自治作为制度演变内在动力的基础上，论证了商人自治团体主导的民间登记模式在西方以及我国近代发展的历史实在性。在西方商事登记的变迁史中,商人寻求自治的权利诉求以及商——人——法三者的密切关联性,成就了近代行会主导的商事登记模式。中国从民间自发成长起来的商人团体以及内生于公法夹缝中的民商私法规则,亦撑起了中国古代独特的商业文化空间。随着商人团体势力的发展以及自治机制的规模化,在阶级抗争的过程中,逐步实现了市政管理职能的部分转移,于是,由行会承受商事登记管理职能的登记模式开始出现。然而,近现代强势国家的兴起,国家登记模式逐步占据头角。从历史承接的完整性视角,论文特别关注了我国现代工商登记管理模式,从现状分析到体制改革的介绍及其弊端剖析,以此为下文商事登记模式在现代法治社会的重新选择埋下伏笔。　　第三章从信息经济学视角,分析了商事登记作为一种信号传递机制,通过登记确认和公示机制在市场经济流转中传播商誉信息的功能。市场交易主体通过商事登记程序,能够获得良好的贴现率评价以及相互间的一种信任感,而登记机制的设置也应尽可能地过滤甚至阻遏机会主义者进入,并通过主体信息的披露,为可能的事后救济提供制度便利。接着,论文从不选择商事登记的黑公司现象入手,借助信息经济学和社会学分析方法,对这类影子经济主体存在的因缘及其痼疾予以剖析,从而反向论证了商事登记机制的设置对商主体自由与市场经济秩序的意义。　　第四章选择市场准入机制这一背景来探讨商事登记制度的功能,并在私法与公法、私益与公益的辨证关系基础上，论证了私权至上的商事登记机制所具有的最低层级上保障公共利益的功效。首先,论文对市场准入机制进行宏观定位,认为民商法范畴内的商事登记一般准入机制不应添加过多的管制色彩,而应先确认商主体的权利归属,进而通过产权界定等技术手段来保障交易安全与秩序的实现。其次,论文从具体制度实证调研的微观视角入手,对市场准入之政府规制理论予以批驳,进而引申对商事登记一般准入机制的必要性以及合理化设计的考量。随后的论证重点,则回到如何通过登记确认与信息公示这两大功能,来具化公私权益衡平的登记理念:一方面私权保障的登记理念,包括商事登记机制对商主体的形式确认、对行商权的有效引导,以及基于自治与管制的辨证调和关系而需要对商行为的适当控制;另一方面公共利益的保障理念,意指将公众对公示信息的信赖利益作为登记制度运行的保障目标之一。　　第五章通过对商事登记价值位阶的解构,从自治、自律的角度将商事登记价值冲突放置于商法伦理性这一维度上，探讨如何依托商法伦理机制合理化解上述价值冲突,进而引申出商主体信誉识别、信用机制构建对商事登记制度的重要意义。首先,论文以法治秩序信仰为起点,论证了商事登记制度在确保私权自治的基础上，对交易安全与经济效率的价值追求,并在具体制度运行中锁定为平等准入、交易安全与登记效率这三大登记价值。由于价值主体不同的意识取向以及各要素自身发展的张力,就易引发具体适用上的冲突,而其中的因缘主要在于社会信任机制与信用体系的不完善,并最终归结于市场道德伦理机制的构建问题。于是,论文从市场经济的道德秉性入手,探讨了调整市场经济的商事法律规范的伦理内涵,并最终需依托商事登记机制的运行得以实现。因此,论文最后分别从三大价值冲突的伦理性因缘出发,从商事登记机制的伦理视角来寻求化解价值冲突的合理途径,从而论证了在平等准入之基础上维系社会基本伦理,并在道德信任的安全保障尺度下实现效率优先的登记理念。　　第六章主要是运用公共选择分析方法,在诠释了国家登记模式下制度性供给的痼疾后,提出在商事登记中引入民间自治团体的公共决策、寻求市场化的发展路径,进而在私法视域下论证了民间登记模式的理性选择。首先,论文对目前世界两大登记模式,即国家登记模式与民间登记模式的现况、存在的理由分别予以概述,并重点提到了德国目前对法院登记模式欲进行变革的动因与争议。其次,从公共选择的经济学视角,论文具化分析了国家登记模式下登记产品供给所存在的激励缺乏、决策偏颇等制度性缺陷,以及在现代宪政运动的时势下,登记之公共产品私人有效供给的优越性,以此来回应市场化对民间自治团体介入公共领域的需求。最后,由于由商会主导的民间登记模式,不仅契合了宪政改革的基本理念,也是市民社会下私权张扬和民间自治团体勃兴在商事登记领域的集中体现,故而,论文在私法自治的视角下,从功能架构的目的细致论证了商会嵌入商事登记机制的可行性,以及在商会成员制与登记准入制相融合的基础上，商会自治管理带来的登记效率,自律约束与登记监管,组织信任与信息公示等功能优势。　　第七章在民间登记机制运行优势的理论分析基础上，结合我国特定的语境,从具体操作层面上探讨了民间登记模式在我国的具体架构。首先,论文从我国既有的商会组织中选取具有特定组织角色、组织体系的工商联,作为适宜承受商事登记事务的登记机关,并在此基础上尝试进行自治性功能的重构论证。其中,借助行业自我信用管理的实证数据,论文分析了工商联自治组织的信用约束机制,并在此基础上论证由工商联承担商事登记事务的现实可行性。其次,考虑到这种登记模式在我国现实运行中可能遇到的制度性障碍,故而,有必要对工商联主导的商事登记机制与我国现行制度的衔接问题,予以落实。于是,论文分别涉及了与现行工商行政管理制度的职能过渡,以及与既有的工商联组织体系的衔接这两方面的问题,其中,论证的难点与重点在于前者,即如何在工商联自身固有的功能性缺陷的基础上，借助工商行政监管权的适度介入,来应对并予以相应的制度性扶持。当然,这其中还要注意对公权介入程度的控制,以防止工商联被异化为行政附属之登记机关。最后,论文通过对商事登记立法技术的构建,细致分析国家宏观调控下,工商行政监管部门与工商联之登记机关之间的协调合作与职能分工,从而在制度架构的层面上来回应私权与公权、自治与管制这一民主社会亘久长存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