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第一个工作是在总量生产函数的框架下,以1978-2003年为样本期,运用单位根检验和协整分析方法研究了中国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形成、产出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数据证实了公共资本的高产出弹性和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巨大外部性。结果显示:无论在外生技术进步的假定下,还是在技术由资本积累内生引致的假定下,公共资本的产出弹性均高于私人资本。在计量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支持了技术由资本积累引致的内生增长假设,在考虑资本积累外部性的情况下,公共资本的产出弹性为0.54,与目前国内的主要研究结果相一致。加总的资本在产出中的份额大约为0.74,与Romer(1987)发现的加总的资本份额大约为0.75,Barro and Sala-i-Martin (1992)发现的加总的资本份额为0.8相一致。计量分析表明,公共资本和和私人资本对产出具有弱外生性。尽管总量生产函数下宏观经济变量存在协整,但这种协整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协整关系对其长期值的偏离不能从政府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存量产生一个自动的纠正响应。协整系统的弱调节机制、政府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存量的弱外生性要求加强宏观调控的力度。Granger因果检验表明,人均产出分别是人均公共资本存量、人均私人资本存量的Granger原因,人均私人资本存量是人均公共资本存量Granger因,反方向因果关系不成立。为了增强公共投资率的产出效应,应该适度改善目前的投资结构,积极诱导和鼓励私人部门在具有产出增长点的项目上进行投资,宏观调控政策在刺激国内有效需求的同时,应加强供给管理并提高供给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