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是人类的理想,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追求社会公正的历史。不平等是绝对的,平等是相对的。国家和政府要做的只是把这种不平等加以调节、限制,将其控制在一个合理、合法的范围之内。只有这样,一个社会才可能和谐、协调发展。党的十七大提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这不仅需要国家和政府有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同时还需要有切实可行的政策杠杆和路径。合理的税收,显然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一个重要的路径。本文将视线投向税收,着力探讨税收与社会公正间的关系。税收是国家宏观调控中一个强有力的工具,是国家调整宏观利益、微观利益的一项政策和制度,如税收能兼顾国家、企业、个人收益分配的宏观税负和微观税负,很好地处理国家吸取足够的财政收入与企业、个人留存充裕的发展资金之间的矛盾,做到国家能提供人们需要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而又不伤害企业和个人投资、经营发展的热情；税收是国家有效调整人们收入,缩小贫富差距的一个政策杠杆；税收也是国家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最公平、最有效的手段。对税收的研究,需要从技术层面深入到法律层面、政治层面、社会层面。英国无论是在税收理论还是政策实践上,对我国税收及其社会经济和谐发展都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基于此,本文选取了英国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英国的经济、社会、财税等方面的研究,最终找出税收与社会公正的本质联系和相互作用,从而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公正和谐发展提出有益的借鉴。国内外学术界目前还没有对税收与社会公正进行全方位研究的成果,大多处于分离状态,有的虽有涉及,并未充分展开。把税收与社会公正结合起来研究,探讨税收与社会公正的本质和联系,是个全新的课题。许多政治学家虽然研究过税收问题,但往往只是把它作为经济或社会政策的一部分来看待,鲜有将其与整个社会的协调持续发展联系起来。本文从税收的角度,通过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财税学、宪政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对英国税制的演进和英国政治社会发展脉络的梳理,揭示出税收在促进英国社会公正和和谐稳定、持续发展中的作用,是一个比较新的视角。除导论和结论外,本论文共分五章。第一章提出了本文对于税收、社会公正的理解以及英国税收与社会公正的关系等方面的观点。研究了税收基本理论、社会公正以及税收与社会公正的关系等重要问题,为论文的论述作了理论准备。税收基本理论主要包括税收定义、税收属性、税收本质、税收职能、课税依据、税收原则、税收负担分配等几方面内容。社会公正既体现为一种价值理念,也体现为一种制度安排；既可视为一种原则和标准,也可视为一种状态和结果。税收政策是指政府在一定税收理论基础上,运用各种税收政策工具,通过对税收制度的具体安排,为实现特定政策目标而制定税收活动的基本准则,它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政府干预、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税收是社会公正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会公正的实现过程,决定了税收发展的过程；同时,税收发展的过程,也对社会公正的实现产生重大影响。税收的发展与社会公正的演进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二者之间的互动,值得深入地观察与思索。第二章从阐述了二战前英国税收的演进,以及税收制度和政策对当时英国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发挥的作用。随着封君封臣制的衰落使国王的领主身份日益淡化,国君地位凸显,因此国家税收征收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议会对征税控制权的取得标志着税收体制由国王与贵族之间的封建税收向以国王向全国臣民征收的国家税收过渡。而在国家税收加强的同时,封建税征收逐渐削弱,并最终融合入国家税收征收,封建税归于消失。1688年光荣革命成为英国现代化的转折点。文官制度、中央银行的建立、公债的发展、预算制度的确立、皮特的税制改革以及所得税的产生与发展等财政革命促成了英国向现代国家的成长。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期职业的税收行政机构取代了包税人开始有效地运转,大大减少了征税成本,增加了国家对财政收入的来源,减少了不必要的财政支出。另外,包税制的取消,使得国家税收能够及时、足额地收缴到国库之中,进一步促进了公共财政的发展。维多利亚女王执政时期,英国税收摆脱了战争等偶发性事件的影响,一些合理的“临时税收”开始永久化,不合理的间接税日趋减少,英国税收逐渐走上了正常的发展道路。间接税的负税者主要是普通消费者,而直接税的负税者则主要是社会富裕者阶层,从间接税向直接税的过渡,使得税收在社会公平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所得税与遗产税在英国财政收入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使税收从对普通民众为征收对象,转到了以对财富为主的中上层人士为征收对象。这是走向现代税收制度的第一步。以财富的多寡、收入的高低为衡量指标的累进税收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则体现了向现代社会以税收为杠杆调节社会财富的重要转变。英国从对遗产税的累进征收开始,逐渐走向累进所得税制,从而为20世纪国家运用税收手段重新配置社会资源、分配社会财富、追求社会公平铺平了道路。总之,英国这个现代工业国家和城市国家,在率先解决了效率问题之后,开始运用税收制度来实现社会公平,为英国走向福利社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中央的财政开支,除传统的应付战争消耗外,还扩大到了进行小学义务教育,支持地方政府的活动,进行公共卫生和基础设施的建设等等。19世纪80年代的一系列的改革方案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把税收支出改革作为重要的武器,来达成医治社会的预期目标。这些方案主要包括养老、济贫、教育等方面。第三章探对福利国家时期的税收制度进行了探讨。首先,从英国社会整体发展的不和谐性、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危机的爆发、二战后的“阶级妥协”和“福利共识”四方面分析了英国福利国家的形成。其次,从养老金法案、国民保险法案和儿童教育补贴等三方面系统分析了英国“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最后从人民预算案、土地税收改革、税负增加、所得税扣除制度、国民健康服务体系、农业政策的调整等方面分析了该时期的赋税济贫政策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根据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经济理论,在社会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时,主张减税、增加财政支出,以扩大化投资和消费来刺激经济增长；在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主张增税,减少财政支出,以减少投资历和消费来抑制经济增长。在二战以后,英国的经济呈现出了发展缓慢的势头,所以,英国政府为了发展经济,主要通过减税、增加支出、举债、通货膨胀等措施来促进经济增长。个人所得税扣除制度的实现,是税收发展史上一次重大变革,也对英国的社会稳定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英国的福利国家政策覆盖面广、涉及项目繁多以及普遍性供给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英国渡过了战后的难关。但战后匆忙的建立福利国家,推行全面的社会保障给政府的财政带来了巨大的负担,使得英国在经济衰落时期财政入不敷出,赤字严重。政府承担过多的责任,削弱了个人所应承担的责任,滋生了懒惰和依赖情绪,许多入甚至不愿意工作,宁愿休息,使整个国民经济失去活力。另外,福利国家所遵循的“普遍原则”使得各阶层的人们可以平均分享福利,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公平。但是,平均的结果就是许多不需要享受福利的人享受了福利,而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低收入者或失业者所得到的福利却是十分有限的。所以,英国的福利国家政策也存在着许多内在缺陷,它们共同作用为以后社会政策陷入危机埋下了伏笔。第四章对撒切尔夫人制止时期的私有化与税制改革对社会公正的影响进行了探讨。深受新右派影响的撒切尔夫人及其领导的保守党对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进行了反思,提出“重塑英国”的口号,试图摆脱社会政策的危机。撒切尔夫人在上台伊始就积极实施社会福利的私有化改革,希望以此减少政府在社会福利领域的干预,同时提出用“选择性原则”代替“普遍性原则”,让社会福利能真正帮助到穷人,而不是平均分配。撒切尔夫人上台后,实施了一整套新经济战略,试图改变经济运行方式,改变国家一市场关系的形式和程度,将一种新的经济意识形态注入到广泛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之中。在税收政策方面,撒切尔为代表的保守党政府的基本方针是通过减税、简税和增加间接税等方式,减轻企业负担,扭转战后英国社会形成的所谓“依赖性的文化”,调动和鼓励个人和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积极性。自1979年撒切尔夫人执政以来,英国税制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改革,其中以1979、1984和1988年的税改影响最大。从1978-2000年所得税各项税收总额的比重可以看出,所得税比重呈逐年递减的趋势,撒切尔政府总是根据国内经济形势和国际经济竞争的需要及时调整税收政策。如增加或减少税收总额、变更税率、调整税目、提高或降低免税额或起征点,以控制通货膨胀、影响消费需求及危机的周期等。但是,“人头税”无疑将明显加重下层人民的负担。她反对工党搞“劫富济贫”,而搞“人头税”之类的“劫贫济富”政策却是不得人心的。因此,该税收政策的出台引发了强烈的抗议浪潮,成为导致她当年11月下台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撒切尔夫人的财政与税收政策和原则的改变标志着英国福利国家制度发生了重大的转型,社会政策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反思的阶段,并为20世纪90年代的英国社会政策的改革确定了方向。第五章探讨了“第三条道路”思想引导下税收制度的调整对社会公正的影响。新工党政府通过税收与社会福利政策的有机结合,成功地实现了两者的互动,从而兼顾了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促进了英国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布莱尔认为,税收政策是第三条道路的核心问题,必须保持对税收的控制,所有的公共开支款项都是‘用于产生实效和用于改革的’。“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倡导者吉登斯认为,要寻求社会公正,最重要的在于税收的规模和如何支配税收。在税收与开支政策方面,新工党改变了传统的“税收——支出”的政策,将重点放在了严格财政纪律和平衡预算上,纠正了以往认为高额累进税是取得更大程度平等的惟一方法的观念,承诺实行“谨慎”和“稳定”的开支政策,没有采用传统工党政府以增加税收和开支来实现福利目标的办法,同时降低了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甚至降低了存款税收,提高了遗产税增收起点等,有效地促进了英国经济社会稳定协调发展。布莱尔政府避免通过增加税收,而是尽量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办法来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居民收入的做法,以便兑现大选时增加医疗和教学改革投入的承诺,是深得民心的。新工党政府借鉴了美国的做法,把税收与社会福利政策结合起来,不仅简化了操作程序,而且更有利于实现促进就业和消除贫困的双重目标。对英国税制发展的脉络进行的梳理可以发现,英国税收经历了从临时性、探索性、渐进性和缓慢性,向常规性税收发展的历程。无论从历史的还是现实的视野看,税收对其社会公正和文明演进影响重大。从征税对象来说,从以土地为基础的税收,到以动产为对象,最后发展到以各种收入为征收对象。这反映了英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英国税收的发展与其他政治制度、文化的发展一样,常常能够在传统与变革之间取得某种平衡。英国国家的税收制度从临时性的税收出发,经过漫长的探索、渐进的发展,终于到近代逐渐建立起常规性的税收。英国税收这种渐进性的特点既是社会公正的产物,也是社会公正程度不断提高的必然表现。英国历届政府特别是撒切尔之后的政府都高度重视税收的对分配的调节作用,社会公正程度也逐步提高,用英国阐释税收与社会公平也极具典型性。通过对英国税收制度的演进和英国兴衰史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国家的崛起与经济的持续增长需要一定的制度基础,也需要适当的政策协调。我国建设和谐社会需要从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包括：税收调节收入需要健全的税制；统筹协调促进就业、健全保障,缩小收入差距政策体系；保证义务教育本身的公平性；在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同时,还要强调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