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取得了卓越成就,但光鲜的背后却隐藏着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带来的低效问题。当前我国已经进入经济新常态阶段,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成为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企业作为我国最重要的微观经济主体,其投资效率的优劣不仅对企业本身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影响深远。但在现实的经济社会中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企业往往会出现投资不足或投资过度,这些都会导致社会资源的错配,从而对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效率产生消极影响,所以有必要对企业投资效率问题进一步进行探究。在此背景下,本文就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的投资效率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探究了信息披露质量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具体内容主要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首先介绍了研究的背景和意义,然后在对前人的文献进行梳理之后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第二部分是关于信息披露质量和投资效率的相关理论,主要介绍各类信息披露质量与投资效率的概念和衡量方法,并阐述信息披露质量的重要性以及企业投资的经典理论,最后介绍信息披露质量影响投资效率的理论基础,为下文的机制分析做出铺垫;第三部分是在前文的理论基础上利用归纳演绎法分析信息披露质量影响投资效率的机制,首先阐述影响投资效率的常见因素,然后从对这些影响因素的分析中归纳出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是影响投资效率的关键变量,最后推导信息披露质量如何通过这两条路径来影响投资效率并提出相应假设。第四部分对深交所信息披露质量和投资效率现状从多个角度进行了描述;第五部分是实证研究,主要对本文的假设进行了实证验证。最后一部分是本文的主要结论和相关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高质量的整体信息披露、财务信息披露和非财务信息披露都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前两者既可以缓解投资不足,也能抑制投资过度,但非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只能缓解投资不足,对投资过度没有治理作用;融资约束是整体信息披露质量、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和非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中介变量,但代理成本只在前两者中起中介作用,在非财务信息披露质量中不起中介作用。本文的创新点可能有:第一,将整体信息披露质量、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和非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纳入同一系统,更为全面地研究信息披露质量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第二,与以往很多学者直接利用OLS方法估计投资效率不同,本文考虑到模型的解释变量含有被解释变量滞后项,采用了GMM方法估计投资效率;第三,利用实证检验了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