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精义》奠定了朱子孟学思想的基础,对《孟子精义》的研究与探讨,无论是从考察宋代孟学研究发展流变出发,还是从厘清朱熹孟学思想细节考虑,都具有重要意义。关于是书,笔者先后经眼了七个版本:明抄本、清康熙中期吕氏宝诰堂《朱子遗书》二刻本、清乾隆《四库全书》抄本、清同治十三年金陵公善堂刻本、清光绪十二年传经堂《西京清麓丛书》刻本、清光绪二十七年《紫阳丛书》刻本、日本正保十四年和刻本。详细比勘《孟子精义》诸版本,梳理出了四库本众多讹误问题,而市面较为通行的《朱子全书》本、《儒藏》本虽曾以吕氏宝诰堂本为底本对《孟子精义》做过较为细致的校勘工作,但其中亦不乏可俟商榷之处。《孟子精义》虽是朱子“述而不作”的作品,却不是简单的资料汇编。一方面,朱子在蒐集资料时对于《孟子》哪几章有重点解读的必要,以及道学群体对《孟子》义理的阐释集中在哪些地方、众人如何将理学与孟学结合阐释等问题非常清楚。因而,就结构上来说,此注本在各个章节的义理汇集上刻意呈现出的轻重详略之分,其详略程度本身即已足见朱子对于目标阐释对象的深刻把握;从文本内容来说,《孟子精义》所录道学家的言论基本上是按照“本体——工夫”的观念模式解构孟学义理,而朱子则借他们的解说重构孟学理论阐释体系,在观念的二次运用、塑成中,《孟子》既有的传统传释思维模式便被打破,因而,《孟子精义》具有从旧材料中开出新传统的意义;而就朱子个人学术历程来说,《孟子精义》又具有“逃禅归儒”和“归本伊洛”的双重意义:“逃禅归儒”是指自这本书从编纂到最终刊印行世,数年之间,朱子的注意力逐渐从佛老之学回归到儒经之中,沉潜涵泳,反复玩味,最终掸落禅学底子继承孔孟道统;“归本伊洛”是指在反复修订这一本书过程中,朱子逐步将理学思想吸收对象聚焦到伊川之学上。另一方面,朱子将排异端、辟邪说的理念完全实践于《孟子精义》的辑录过程中。这样的辑录理念虽具有排除杂学、确立正统道学谱系、形成孟学义理诠释中心等诸多积极作用,但亦有其消极影响。详析《孟子精义》所录道学群体的学术师承,可以看出这个道学谱系主要是以二程、张载及其门人弟子构成,朱子的学术取向明显以关、洛之学为主,其他学派所出的孟子解都未被其重视。这样的辑录方式呈现出较为强烈的封闭性与排斥性,朱子不仅自道学外部排除了王雱、许允成、苏辙等人的孟子解,自道学谱系内部而言,诸先生孟子解未被《精义》录用的那部分思想内容,亦因此失去了关注。随着朱子学在学术思想史上的勃兴,大量未被朱子认同的其他诸家孟子解,亦因缺乏关注而很快从历史上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