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对于“身份”的关注伴随权力分化和边缘文化的兴起而日益增加。对于女性和第三世界国家来说,他们期望通过对以往被遮蔽的身份的建构或认同而获得权力,摆脱边缘化的生存处境。作为当代文坛最重要的移民作家之一,严歌苓经历丰富,作为创作主体,带有“女性”、“第三世界国家”、“移民”的多重标签。由于创作环境和主体身份的不断变化,严歌苓的作品表现出多重的写作视野和姿态,作品中充满着对“弱者”的关注：国内创作时期,是男／女性别二元对立中的弱者——女性；国外创作时期,是强势文化／弱势文化二元对立中的弱者——东方。这些作品不仅表现了远离权力中心的“边缘人”在社会权力的压抑下寻求身份认同的重重困难,从它们的书写策略上,也表达了作者作为一个女性移民作家在身份认同上深深的焦虑。本篇论文从性别权力入手,对严歌苓小说创作的三个阶段做整体性观照,通过对作品的人物形象分析、书写策略分析,探究作者的女性观、人生观。论文第一章考察严歌苓国内时期的创作,这些创作表现了女性作为“第二性”,在男权社会中的生存困境,表达了作者对于女性命运的同情以及男权制的批判。论文第二章主要探讨严歌苓国外时期的移民文学的创作。此时,作者作为“第三世界女性”,不再仅仅关注于男权制对于女性的压迫,而是认识到女性的边缘身份与阶级、种族、国家以及经济、社会制度紧密相关,不仅仅是第三世界女性,第三世界男性也遭受着一定程度的压迫。此时的作品一部分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反映了现实,另一部分,则通过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塑造了英雄式、女神式的华人移民形象,反映了作者重塑华人性别身份、文化身份的努力。第三章主要考察严歌苓的近期创作,认为严歌苓的近期创作实践着一种“女性书写”。这种书写具有一种反现实主义的美学观,它关注女性的身体与欲望,赞美女性气质,表现女性力量,特别是母性的奉献精神。通过这样的书写,严歌苓力图打破二元对立的思考模式,将女性从边缘的地位拉回,以中国式的“阴阳和合”创造一个理想中的和谐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