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分成制度是我国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逐步发展完善的制度安排,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央地间关于共享税的分成方案已较为成熟,对分成范围、分享比例、基数计算等方面均进行了明确界定,相比之下,我国省以下税收分成体系更为多样,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各省比照央地间税收分成办法陆续制订并完善了本省的税收分成办法,在财政刺激下,省以下税收分成制度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府的行为决策,进而对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各方面产生影响,其中就包括税收收入。因此,本文以省以下税收分成制度为研究起点,将影响税收增长的制度因素和管理因素放在同一框架中,探讨省本级与地级市税收分成设计与税收收入增长的关系,从而进一步完善了税收分成对税收增长影响的传导机制。通过测算2002—2013年我国285个地级市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税收分成比例及征税努力指数,本文分别进行了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税收分成对各自税收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分析。接着将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征税努力以及地区经济竞争分别纳入研究框架进行了广义中介分析,发现了征税努力作为传导机制的存在性以及所受到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发现,省以下地级市层面的税收分成与税收增长率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初步的中介检验结果表明征税努力是税收分成影响税收增长的重要传导路径,并且税收分成对征税努力的效应为正,表明激励效应超过替代效应,地级市税收分成比例的提高将刺激地方政府提高征税努力,也就是说税收分成本身的确可以通过强化征税努力的方式促进税收增长,而基准回归则显示税收分成与税收增长率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为进一步探究其中的原因,本文进行了有调节的中介检验,根据理论分析部分关于以GDP为主要考核指标的官员晋升体制对征税努力影响的分析,以地区经济竞争为调节变量,结果发其对征税努力发挥了显著的抑制调节作用:在以GDP为主要考核指标的官员晋升体制下,GDP增长的强激励会引导官员产生努力“扭曲”,出于政绩突出的追求,更加倾向性于通过改善营商环境、增加税收优惠、放松税收征管力度等方式降低征税努力开展地区经济竞争,以期经济可持续发展,这就导致税收分成对征税努力影响转为负面,进而使得税收分成对税收增长的最终效应为负,可以说,这是税收分成比例对征税努力的短期激励和地方政府出于地方长远经济利益考虑之间的博弈。最后,在实证结论的基础,最后本文对完善税收分成制度,维持合理征税努力水平,促进税收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以期最大限度实现税收分成的正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