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江南的经济、工艺、文人的闲赏生活美学都是近些年来研究领域的热点，但较少有人关注与之密切相关的书斋，在现有的有限研究成果中也多从具体设计实践的角度去阐发，而缺乏对书斋陈设物质现象背后的思想观念的深入探讨。明代江南的文人书斋是中国古代书斋文化发展的高潮与典范。本文以书斋陈设的雅俗观为基点，以文献资料和图像实证为主要研究方法，展现明代江南文人书斋陈设和书斋生活的具体事象，总结凝炼书斋陈设雅俗观的内涵与规律，并分析背后蕴涵的审美、文化、习俗、人格等原因。将明代江南的文人书斋置于纵向的宋元和清初的历史发展及横向的明朝中外交流中观照，通过《洞天清录集》、《格古要论》、《遵生八笺》和《长物志》几部有代表性著述的比较，凸显明代江南文人书斋陈设静、精、简、素的特色，为当下复原明代书斋、设计者的精神取向和当代人的审美化生存提供借鉴与启示。　　明代江南地区经济发达，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提高，讲究衣食住行、注重生活的享受与情调；崇文尚读氛围浓厚，文人数量众多，在野文人群体规模庞大，他们才情横溢、个性独立、品味高雅；士商互动趋于普遍，书斋需求范围扩大，文人对书斋文化的引领作用日益突出；工艺美术融合文心匠意，制作精巧，格调高雅，这些都为书斋陈设的精致化奠定了物质和文化基础。　　书斋陈设主要包括文房用品、家具、典籍书画、插花盆玩、古董文玩、琴剑香具及书斋周围的环境，这些陈设又与读书挥毫、品茗焚香、抚琴弈棋、赏鉴博古、插花挂画等闲雅的书斋生活密切相关，对之文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与评价标准，雅俗之辨的论述渐多。对静态的书斋陈设物品的雅俗之辨主要体现在“用与赏”“今与古”“巧与拙”“多与少”“整与散”“丽与素”“贵与贱”“文气与时髦”这些方面；对动态的斋外环境与人物活动的雅俗之辨主要体现在“清景与丽景”“天籁与市语”“随性与束缚”“心闲与形役”“痴癖与无趣”这些方面。所涉器物本身，器物与器物、器物与空间、器物与人之间关系的处理。属于雅之范畴的器物取用适宜、用料精良、工艺精湛、造型古朴、纹饰简练，摆放疏朗、率性、和谐，彰显了文人尚适用、尚古意、尚天然、尚素朴的审美趣味与追求；属于雅之范畴的环境和活动自然清逸、自在随意、自由舒徐、自得有趣，体现出文人独立的人格、深厚的学养、淡泊的情志和强烈的文化责任感，是文人在传承传统文化以及在晚明社会普遍的奢靡之风中寻求质朴、至雅的审美文化的结果。这种雅俗之辨还积极影响了社会的其他阶层，引领了明代江南工艺美术和社会风尚的发展方向。　　从宋代大兴玩赏之风，南宋赵希鹄《洞天清录集》直接影响了明初曹昭《格古要论》，历明初至明中晚期，与书斋陈设相关的闲赏类著述逐渐增多，它们渐次因袭又有发展，书斋陈设的品类越来越丰富、体系越来越完备，文震亨《长物志》中的雅俗之别尤为细致与明确。明式书斋的风格一直延续到清朝前期。同时，书斋里也可见出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情况，既有外来的异域风，也有走出去的中国风，文人书斋陈设的思想观念更多地影响了以日本为代表的周边国家。　　明代江南文人书斋陈设的雅俗观不仅是一个朝代、一个区域、一个群体的思想观念与文化现象，它在跨文化和跨历史的视域中展示了东方式的设计理念、审美取向和生活智慧，可为当下的设计与生活提供借鉴与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