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兴起的后殖民主义研究至今方兴未艾，用后殖民主义理论重新解读经典文本已成为一股潮流。本文运用该理论对中国作家老舍的《二马》和英国作家E·M·福斯特的《印度之行》作一番比较研究，以揭示出身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作家在其文本中体现的各自文化烙印和倾向。 《二马》与《印度之行》都是上世纪20年代，以作家的海外经历为基础创作的长篇小说，都描写了异域背景下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宗主国人民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交往与冲突，揭露了帝国主义的殖民谎言，鞭挞了种族主义，体现了作家的反殖民主义思想和世界各族人民和谐共处的美好愿望。两位作家都意识到国与国的不平等是跨种族交际失败的根本原因。 但是，由于两位作家母体文化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两作品也迥然相异。老舍继承了中国儒家传统士大夫“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自觉精神，面对祖国的贫穷积弱，重在救国途径的探索。他通过中英国民的对比，尖锐批判了中国传统国民的劣根性，以期重塑国民品格；与此同时，提倡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以振兴国家。而福斯特的人道主义理想使他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殖民地的失败导致了该小说的神秘主义倾向。两位作家关注的不同，使作品蕴涵的作家情感也不同：《二马》渗透着老舍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激情，而《印度之行》则充满了福斯特的迷茫和无奈。 现代历史证明弱小民族只有自强不息、自尊自重才能取得民族的独立和发展。抽象的人道主义只能导致弱小民族坠入更屈辱的境地。在当今世界，国际社会的发展仍然不平衡，国与国之间仍然存在分歧和矛盾。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要想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国格和国际地位上取得平等，不仅要反对霸权主义，更要虚心借鉴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自强不息。这就是两作品给我们带来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