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立宪思想是杨度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杨度也是一位政治活动家，参加了从清末到民国初年的数次政治变革运动，有着丰富的政治实践经历。杨度的君主立宪思想是在其政治生涯中得以系统形成的，并受到了时局的影响，随着时局的变迁而发生变化。杨度本人的政治实践历程以及当时的时代背景，对其君主立宪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历史事件为清末的“预备立宪”和民国初年的“洪宪帝制”。　　从时间和内容上看，杨度的君主立宪思想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思想集中于其发表于1907年的《金铁主义说》系列文章，第二阶段的代表作则是其发表于1915年的《君宪救国论》。在《金铁主义说》中，杨度主要从为什么要立宪、为什么要实行君主立宪以及如何立宪三个问题出发，论证其君主立宪思想。在《君宪救国论》中，杨度则就恢复君主制以行立宪的理由、民主共和政体的弊端和君主立宪的基本原则展开论证，对其君主立宪思想进行了修正。杨度两个阶段的君主立宪思想有着明显的变化，但并未发生蜕变，其中对于立宪，实质精神一以贯之，关于君主，有所变化但并未构成质变。杨度两个阶段的君主立宪思想是一个一以贯之的完整体系，二者共同构成了其对于宪政理想的执着坚守。　　杨度之所以要将自己的宪政理想寄托于君主立宪的改革路径，坚信君主立宪才是在当时的中国建立宪政的最佳途径，是有着深层的原因的，主要包括进化论思想底色和“帝王之学”的影响。进化论思想构成了杨度君主立宪思想的哲学基础，使其选择了改良主义的政治改革路径，成为其政治思想的一种底色。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帝王之学”使青年时的杨度就树立了辅佐英君明主成就一番大业，进而由布衣而封卿相的梦想，一度被杨度视为安身立命之本，塑造了其心中难以消解的君主制情结。　　在立足原文的基础上，将杨度的君主立宪思想放置于近代中国宪政的历史语境之下进行考察，就会发现杨度的君主立宪思想已经具备了近代宪政精神的基本要素，认识到了以宪政为基础框架的法治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但是杨度的“宪政—富强”逻辑导致其思想表现出浓厚的功利性色彩，这种对待宪政的功利性态度，导致其容易忽略宪政自身所具有的理性价值，从而对宪政在中国发展造成不良影响。此外，杨度偏重于对立宪之必要性的论证而缺乏对可行性的考察，这一点也是我们今天的法治建设需要注意的问题。杨度对宪政理想的践行和坚守，表现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和担当精神，虽终因缺乏可行性而归于失败，但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他们的探索和努力，是近代中国宪政历程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