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生态翻译学角度出发对译者中心论进行研究，旨在论证“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中心”这一论点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作者首先回顾了翻译理论研究中关于译者地位的论述，以研究角度的变化为主线，简要介绍译者研究的历史性进程。从语言学角度的译者隐身，文化转向后的译者主体性到生态翻译学提出译者中心论，这是在理论层面上对译者地位的极大提升。综合前人在生态翻译学和译者主体性的研究成果，作者提出了译者中心论评估模型，从需要、能力和翻译生态环境三个角度研究翻译前期译者中心性的体现，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三个维度出发分析翻译过程译者中心性的彰显。本文选取的实例分析文本是由葛浩文及林丽君翻译《玉米》。选择原因：一、葛浩文是目前英文世界地位最高的中国文学翻译家，契合译者中心论对译者地位的重视；二、《玉米》获得2010年英仕曼亚洲文学奖，这也是葛浩文译作第三次获此殊荣，此译本尚未被研究；三、葛浩文在访谈中曾提及毕飞宇的作品最难翻译，因此分析《玉米》翻译成功对将来翻译实践有借鉴意义。本文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本论文的选题背景、理论框架、创新之处及整体结构；第二部分文献综述，对译者地位及葛浩文翻译实践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情况进行梳理总结；第三部分理论主体，着重分析其中“译者为中心”思想的理论框架和指导意义，并在生态翻译学理论框架指导下构建译者中心性研究模型；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为实例分析，从翻译前和翻译中两个过程出发，结合第三部分构建的研究模型，对葛浩文及林丽君在选择及翻译《玉米》中体现的译者中心性进行分析，探究葛浩文及林丽君的应对策略，即译者中心性在翻译过程中的体现。第五部分总结生态翻译学的应用性及本论文的价值和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