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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主要借鉴传播学的理论,依据历史文献,以汉代教化传播为中心,通过对教化传播主体、传播渠道、传播效果及传播思想的考察和阐释,探讨汉代政治传播的特征,深化对汉代政治传播的认识。
政治传播是传播的一个类型,是政治集团在实现政治目标过程中使用的一种手段。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政治传播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存在并影响着人类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国古代的教化是一种政治传播活动,其中,“教”占主导地位,“化”是教的结果,在教的基础上,统治阶级将思想、意识、行为浸润和渗透,潜移默化传播到全社会,形成统一的社会价值观。
教化正式作为治国方略自汉代始。汉代教化是意识形态的构建过程,在不断的实践中,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教化传播体系,具有长期性、连续性、渗透性和全员覆盖性的特征。汉代教化传播的主体,由皇帝、官员和三老等组成,他们在不同的官僚层级中扮演不同的传播角色和承担不同的传播职能,利用官学、私学、家学等传播渠道,将以孝弟为主的伦理道德和以农桑为本的经济思想等传播至天下,形成尊卑有序上下和谐的社会秩序和强本重农国富民安的经济环境,对巩固和维护政权,传承政治文化及稳定社会秩序产生了积极影响。
全文分六章,从传播学的五要素即谁、说了什么、对谁说、怎么说和效果等对教化传播进行了分析:
第一章论述政治传播和教化传播的关系,通过对政治传播的概念、发展历程及特征的分析和概述,探讨汉代的政治传播活动,并结合教化传播的特征,概括出汉代教化传播活动。
第二章探讨教化传播的制度保障。汉代教化传播制度侧重于对汉代信息的决策、传递、反馈机制等制度的分析,从具体的文书的传递程序和范围,邮驿制度、以及吏民上书制度等方面,探讨了传播制度对教化传播的保障作用。
第三章分析教化传播的主体,主要包括官僚体系中各层级官员和社会传统力量。在汉代科层官僚体制下的信息传播体系中,处于各层级官员的上下级关系建立起一个相互协调、诸多内在因素关联的组织结构系统,在汉代金字塔式的组织体系中,形成了政治传播体系和教化传播体系。通过分析教化传播者的角色定位和教化传播功能,可以看出官员和社会力量在教化传播中的积极作为,也看出他们在教化传播中的局限。
第四章讨论教化传播的渠道,包括传统媒介形式和以官学、私学、家庭和社会为主的教化传播渠道。教化传播者为了将信息和政策传递下去,通过文字、实物和口语等传统的传播媒介进行传播外,还辅助于学校、家庭和社会等传播渠道。汉代私学发展空前兴盛,私学对于经学体系的形成有很大贡献,是汉代教化传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汉代家风传承在家国同构的观念下,成为社会教化传播的一个重要的辅助渠道。
第五章分析教化传播的效果。汉代教化传播作为一种政治传播形态,主要目的是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创建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促进农业生产发展。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教化传播者采取了多种传播策略,然而,因为教化传播是涉及到人们意识和态度行为的改变,其效果产生的周期长,效果表现不一样,所以效果的衡量标准也很难确定。因此,从对教化效果的影响因素来分析,更呈现出教化阶段性、长期性的效果。
第六章分析教化传播中形成的传播思想。汉代政治传播思想主要包括汉代天命思想、舆论控制思想和权力监察思想。其中,汉代天命思想主要体现在政权合法化构建中;汉代舆论思想主要是在舆论引导和控制机制中,汉代童谣和谶纬等体现了舆论的控制思想;汉代劝谏、督查传播过程中形成的对权力调节和节制的监察思想等等。
结论概述了汉代政治传播的特征,从对教化传播的制度、传播主体的角色和功能,传播的渠道和传播效果的分析,概括出汉代政治传播的主要特征,主要围绕着政治性和传播性两个根本属性,形成了制度性、系统性和多重效果评估因素的政治传播特征。
政治传播是传播的一个类型,是政治集团在实现政治目标过程中使用的一种手段。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政治传播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存在并影响着人类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国古代的教化是一种政治传播活动,其中,“教”占主导地位,“化”是教的结果,在教的基础上,统治阶级将思想、意识、行为浸润和渗透,潜移默化传播到全社会,形成统一的社会价值观。
教化正式作为治国方略自汉代始。汉代教化是意识形态的构建过程,在不断的实践中,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教化传播体系,具有长期性、连续性、渗透性和全员覆盖性的特征。汉代教化传播的主体,由皇帝、官员和三老等组成,他们在不同的官僚层级中扮演不同的传播角色和承担不同的传播职能,利用官学、私学、家学等传播渠道,将以孝弟为主的伦理道德和以农桑为本的经济思想等传播至天下,形成尊卑有序上下和谐的社会秩序和强本重农国富民安的经济环境,对巩固和维护政权,传承政治文化及稳定社会秩序产生了积极影响。
全文分六章,从传播学的五要素即谁、说了什么、对谁说、怎么说和效果等对教化传播进行了分析:
第一章论述政治传播和教化传播的关系,通过对政治传播的概念、发展历程及特征的分析和概述,探讨汉代的政治传播活动,并结合教化传播的特征,概括出汉代教化传播活动。
第二章探讨教化传播的制度保障。汉代教化传播制度侧重于对汉代信息的决策、传递、反馈机制等制度的分析,从具体的文书的传递程序和范围,邮驿制度、以及吏民上书制度等方面,探讨了传播制度对教化传播的保障作用。
第三章分析教化传播的主体,主要包括官僚体系中各层级官员和社会传统力量。在汉代科层官僚体制下的信息传播体系中,处于各层级官员的上下级关系建立起一个相互协调、诸多内在因素关联的组织结构系统,在汉代金字塔式的组织体系中,形成了政治传播体系和教化传播体系。通过分析教化传播者的角色定位和教化传播功能,可以看出官员和社会力量在教化传播中的积极作为,也看出他们在教化传播中的局限。
第四章讨论教化传播的渠道,包括传统媒介形式和以官学、私学、家庭和社会为主的教化传播渠道。教化传播者为了将信息和政策传递下去,通过文字、实物和口语等传统的传播媒介进行传播外,还辅助于学校、家庭和社会等传播渠道。汉代私学发展空前兴盛,私学对于经学体系的形成有很大贡献,是汉代教化传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汉代家风传承在家国同构的观念下,成为社会教化传播的一个重要的辅助渠道。
第五章分析教化传播的效果。汉代教化传播作为一种政治传播形态,主要目的是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创建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促进农业生产发展。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教化传播者采取了多种传播策略,然而,因为教化传播是涉及到人们意识和态度行为的改变,其效果产生的周期长,效果表现不一样,所以效果的衡量标准也很难确定。因此,从对教化效果的影响因素来分析,更呈现出教化阶段性、长期性的效果。
第六章分析教化传播中形成的传播思想。汉代政治传播思想主要包括汉代天命思想、舆论控制思想和权力监察思想。其中,汉代天命思想主要体现在政权合法化构建中;汉代舆论思想主要是在舆论引导和控制机制中,汉代童谣和谶纬等体现了舆论的控制思想;汉代劝谏、督查传播过程中形成的对权力调节和节制的监察思想等等。
结论概述了汉代政治传播的特征,从对教化传播的制度、传播主体的角色和功能,传播的渠道和传播效果的分析,概括出汉代政治传播的主要特征,主要围绕着政治性和传播性两个根本属性,形成了制度性、系统性和多重效果评估因素的政治传播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