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语言是指国家间处理“外交事物”时实际使用的语言。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外交语言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相关文献研究表明，国内语言学家对外交语言的研究主要从修辞学、词汇学、语义学、语用学和功能语言学等视角作为研究重点。而对于外交语言生成过程涉及的人的心智活动规律及其背后的理据触及不多。为此，本文尝试以我国外交新闻发言人所使用的外交语言为语料，基于对其句式结构及其语义特征的分析，拟从心智哲学（philosophy of mind）意向性的视角对外交语言中集体意向性的语言转述做出阐释。　　集体意向是一种特殊的个人意向，指的是一个社会群体所共同具有的心理状态，即集体肯定或否定的心理倾向。在Searle看来，参与集体行动中的每一个人的大脑中都具有这种形式的集体意向，且这种集体意向是一种原始的、不可分解的现象，主要通过“我们意图”、“我们希望”、“我们要做X”这种形式来进行表征。从这个意义上说，外交语言是外交部发言人以“中方”、“中国政府”等作为认知主体，转述的“我们意图”、“我们希望”、“我们要做X”的意向，即集体意向。在此过程中，中国政府是认知主体，外交部发言人是转述人。　　本文基于对集体意向性特定内涵及其语言表征特征的理解研究外交语言，探讨在心智作用下怎样实现集体意向性的语言转述，并试图回答三个问题：一，外交语言的句式结构和语义特征是什么；二，外交语言下的集体意向性框架是什么；三，外交语言集体意向性的转述过程是什么。作者旨在通过对以上三个问题的回答来研究外交语言集体意向性的转述。　　通过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发现：　　一，外交部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所使用的外交语言实际上是对集体意向性的转述。其转述过程中所涉及的人的心智活动规律和背后的理据需从心智哲学视角解读。　　二，外交语言遵循特定的句式结构，有其特殊的语义特征。通过研究，本文发现，外交语言的核心句式是“S-V-O”句式，在该核心句式的基础上，又存在“S-V1-O-V2”“S-V1-O1，V2-O2......”“S-O-V”三种形式的变式。此外，外交语言有模糊性和渐变性的特征。模糊性指语言表述中的不确定性，如经常采用迂回策略，使用礼貌原则等等；外交语言的渐变性是指当面对不同外交事件以及同一外交事件的不同发展阶段时，外交语言的遣词造句也会有所差异。　　三，基于对心智哲学理论的理解，本文认为外交语言集体意向性的语言转述离不开集体意向性的理论框架。因此，本文构建了外交语言下的“集体意向性”理论框架，认为外交语言的集体意向性由集体意向内容和集体意向态度构成。在该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本文解读了外交语言集体意向性的转述过程主要包括集体意向内容的确定以及集体意向态度的选择。而集体意向态度的选择主要包括对心理状态、心理估量和心理取向三个维度的确定。同时，整个语言转述过程的完成需要依赖三类心智模态词，即认知模态词，情感模态词和意志模态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