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发展,操作风险带来的巨大损失引起了国内外银行业的广泛关注。2004年发布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将操作风险确定为银行业三大风险之一,并将操作风险纳入到最低资本监管要求,从而推动了操作风险管理的发展。但是,与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均已开发出较为成熟的度量模型相比,操作风险领域还缺乏真正成熟的度量方法。我国商业银行操作风险损失事件发生较为频繁,操作风险正日益成为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但操作风险度量问题制约了我国操作风险管理水平的提高。在此背景下研究我国商业银行的操作风险度量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我国商业银行而言,信贷业务操作风险损失占各类操作风险损失的比例最大,信贷业务收入是银行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本文从定性和定量两方面对信贷业务的操作风险进行分析。首先阐述了操作风险的内涵、分类与特点,详细介绍了操作风险衡量的方法,以及各种衡量方法的优缺点。根据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将我国商业银行信贷业务操作风险的表现形归为以下五类：内部欺诈风险；外部欺诈风险；产品设计缺陷及履职能力不足的风险；业务中断和系统失败的风险；执行、交割及流程管理的风险。并揭示其深层次的原因：对操作风险管理理念认识错误、职员道德水平不高、内控机制不完善、信贷业务具体流程存在缺陷。以上分析凸显我国商业银行加强操作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操作风险管理的绩效在于模型衡量的有效性。一些国际专业机构与众多学者提出了种种度量操作风险的模型和方法。本文依据模型着眼点的不同,将操作风险的度量模型分为自上而下模型(Top-down Approaches)和自下而上模型(Bottom-up Approaches)两大类。自下而上法将总体目标分解成若干子目标,然后分别考虑风险因素和损失事件对它们的影响。它根据各个损失事件类型或者业务类型区别风险,并分别进行计量,进而加总得到银行整体面临的操作风险。这一方法的基本理念是运用风险价值度量操作风险。主要包括记分卡法、内部衡量法、损失分布法、极值理论等。记分卡法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是西方国家较为常用的方法。运用这种方法最大的缺陷就是过于依赖专家的主观判断,随意性较大。内部衡量法计量的操作风险更为准确,也更具针对性。但是内部衡量的缺点在于假设期望损失与非预期损失之间存在稳定关系,与损失分布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其次,这一方法的使用有严格的条件限制。再者,这种方法对于内部数据的要求很高。损失分布法、蒙特卡洛仿真模拟法也存在严格的条件限制,同时对数据的要求很高,这些条件限制和较高的数据要求恰恰是我国银行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极值方法虽然比内部衡量法和其他一些在正态分布假设下计算操作风险的方法更为准确。但是我国商业银行缺乏科学量化管理操作风险的经验；损失数据积累不足；此外,运用极值法的成本过于高昂,因此我国商业银行还不具备使用该方法的能力。自上而下法重点关注总体目标,例如净收入、净资产等,然后考虑风险因素和损失事件对其造成的影响。主要包括CAPM模型中的收入模型、基本指标法、标准法。基本指标法,将银行收入作为单一指标,虽然采用这种方法计算简单,但是求得的监管资本较高,同时不同风险管理状况的银行懂采用统一的α,这样就不能够发挥操作风险管理的奖优罚劣机制。标准法比基本指标法前进了一步,但是这种方法只是基本指标法的简单延伸,并没有克服基本指标法的缺陷。标准法对不同的损失事件类型不加以区分,使用相同的β值。这样所计算的各业务类别的操作风险与商业银行实际存在的操作风险不匹配。鉴于以上各种度量方法优缺点的分析,并结合我国银行业损失数据缺乏的实际情况,本文采用了樊欣、杨晓光(2004)在文章中提及的收入模型法。该模型的优点就在于对数据收集的完备性要求比较低,可以在较精确的程度上反应操作风险的估计值,并且在我国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收入模型将银行信贷业务收入作为目标变量,然后考虑可能影响信贷业务收入的风险因素,将其作为解释变量。这些因素可以包括行业因素、市场因素以及信用因素等。本文用银行信贷业务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信贷业务收入的波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所解释,而余下的那些不能解释的部分将被作为该银行由于操作风险引起的收入波动。由操作风险引起的信贷业务收入的波动：σ2=σ2total(1-R2)σ2表示由操作风险引起的银行信收入的波动,σ2total表示银行信贷业务收入总的波动。假设信贷业务收入的波动服从正态分布,那么根据正态分布的特点我们将3.1倍标准差作为操作风险,这样就包括了99.9%的置信区间。这基本就可以包括了操作风险引起的未预期损失。OpRisk=3.1σ,其中,OpRisk表示操作风险的损失估计值,σ表示由操作风险引起的银行信贷业务收入的标准差。即将银行信贷业务收入的波动中不能被其他风险因素所解释的部分看作是由操作风险所导致的。收入模型中将影响信贷收入的市场因素和信用因素作为自变量。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和可靠性,自变量的选取如下：真实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名义GDP/CPI)、上证综指SS、一年期存贷款利差(ld)或贷款利率(L)、不良贷款率(bl)、企业景气系数(qy)五项。得出改进收入模型：VI=c+b,GDP+b2ld+b3bl+b4 (qy)+b5SS本文基于数据的充分性和可比性选择浦发银行和民生银行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所选取的模型和研究对象,运用Eviews5.1进行实证分析。最终计算出信贷业务操作风险,以及所需配置的风险资本。并将收入模型得到的结果与巴塞尔协议规定的标准法计算得出的值进行比较。同时结合两家银行的实际经营状况进行分析,验证了模型的可靠性,从而为该方法在商业银行中的使用提供了依据。在操作风险防范方面,本文借助操作风险度量方法的运用,根据本文对我国商业银行操作风险形成原因的细致分析,在借鉴国际银行业操作风险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对文化建设、员工培养、内部控制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议。在收入模型以往的应用中,笔者发现很多文章通常仅考虑市场因素对收入波动的影响,而将很重要的另一主要因素—信用因素忽略掉,严重影响估计结果的准确性。为弥补这一不足,文章中引用了信用风险因素,采用了反应客户违约情况的不良贷款率作为信用风险的衡量指标。这是本文的第一个创新点。以往文献在对操作风险的衡量中往往以信贷业务面临的操作风险作为整个银行面临操作风险的近似替代,而选取的指标都是以信贷业务为基础。本文直接研究信贷业务的操作风险,所得出的衡量结果更为合理与准确。本文同时采用基本指标法对操作风险进行衡量,并将结果与收入模型进行比较,从而验证收入模型结果的可靠性。这也是文章的一个创新之处。在我国操作风险损失数据匮乏,操作风险定量分析刚刚起步的情况下。本文对操作风险衡量的方法研究,对于银行有效控制金融风险、减少和降低银行体系运行的不稳定性具有深远的意义。此外,通过本文研究,指导商业银行积累信贷业务操作风险的研究所需的数据资料,对今后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