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对我国文化和文学的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清末民初的文学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学翻译活动,是中西文学和文化交流的有力见证,这是任何比较文学史、中国文学史都不能忽视的研究领域。然而,清末民初的文学翻译以及其译者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他们由于不忠实于原著而遭人诟病。这种评价和待遇之于译者以及其作品并不公平。要公正客观地评价清末民初的文学翻译,我们需要换个角度,把注意力从文本比较转向那个时期的社会文化语境与文化诉求。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选择以清末民初文学翻译活动中形态复杂的“创造性叛逆”为基点,关注清末民初社会文化背景对翻译实践的影响和制约,试图回答这一现象背后更核心的问题。诸如“为何清末民初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如此普遍?”,“哪些社会文化因素决定着译者的种种选择?”,“这些文学翻译作品为何能在译入语文化里获得足够的生存空间?”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明白不能仅仅通过文字或文学价值来评判一个时期的文学翻译活动及其翻译作品,而是要综合考虑译入语社会文化语境对文学翻译活动的限制和需求。有鉴于此,论文着重考察清末民初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这一现象,用现代翻译理论的视野和比较文学系统的研究方法,对清末民初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现象进行系统的梳理、描述并探寻其背后的原因及其造成的影响。论文共分六部分对该问题进行论述。绪论部分包括对“清末民初文学翻译”的文献综述,该文的研究方法和论文框架,以及该选题的意义和创新点。第一章对“清末民初文学翻译”做一概览,分析这次文学翻译高潮形成的社会历史文化原因,总结出清末民初文学翻译的三个特征,并指出该时期文学翻译的三个特征最终都指向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第二章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考察清末民初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清末民初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缺乏鲜明的意识形态指向,这使得清末民初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也呈现出杂多的形态。这一时期的译者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直接在翻译的过程中对原文进行增删甚至改写,借助翻译文本发出自己的声音,使该时期的文学翻译显示出明显的创造性叛逆特点,译入语社会意识形态通过文学翻译言说自我。清末民初文学翻译中形态各异、纷繁复杂的创造性叛逆不仅是中西两种文化的碰撞与融合的表征,而且揭示了清末民初翻译者面临的两难处境：翻译者试图借助域外文学达到某种目的,但是当域外文学中的文化与意识形态与本土文化与意识形态发生碰撞与冲突时又会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抵御。在这一悖论中出现的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则记录了清末民初的译者在国家民族命运遭受巨大挑战和挫折时的思想、信念、行动等各种体验,揭示了两种文化交融与发展的种种可能性。本部分在梳理总结清末民初意识形态影响下的创造性叛逆的具体表现形式的基础上,辅以个例分析,主要对林纾译作中在意识形态影响下而造成的对原作的误读和创造性叛逆、《哀希腊》清末民初三个译本中呈现出的创造性叛逆予以描述和分析,并对狄更斯 林纾译本与张谷若译本进行对比分析,从历时和共时两个角度对清末民初文学翻译中的个案进行考察分析,以期厘清意识形态是如何对译者进行操纵并施加影响从而造成了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第三章从诗学的角度考察清末民初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作为社会文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译入语文学系统对文学翻译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要通过其诗学规范对文学翻译的规约得以实现。原语文学体系和译入语文学体系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诗学规范。在译介过程中,这两种不同诗学相遇,译者不可避免地会用自身的诗学观念来理解他者,从而造成对异己诗学的误读,这种误读便会在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现象中呈现出来。译入语文学系统通过其诗学体系对文学翻译产生影响的同时也会受到文学翻译活动的反作用。从某种程度上,文学翻译是推动整个译入语文学系统发展的强大动力。以中国的民族文学为例,文学翻译是滋养现代作家成长的重要源泉之一,对我国文学的现代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促成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生成与发展,加快了中国民族文学融入世界文学潮流的步伐。本部分主要考察译入语文学系统中的诗学规范是如何操纵清末民初的译者在译介过程中对原语文学体系中的诗学规范进行误读从而造成了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并分析这一时期的文学翻译对译入语文学系统现代化所起到的作用。第四章考察清末民初文学翻译在中国文学现代转型过程中所起到的推动作用。中国文学由古典到现代的嬗变正是在清末民初开始而到五四时期基本实现的。清末民初文学翻译活动的勃兴对这一转型过程不可能是毫无影响的。事实上,该时期文学翻译活动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以及融合对中国文学现代转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中国文学在文学观念、文体格局以及文学规范方面带来了异质因子,进而拉开了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序幕。结论部分总结了清末民初文学翻译极富时代气息的三个主要特征,分别归纳了受意识形态和诗学操纵下创造性叛逆的类型和意义,并从文学观念、文体格局和文学规范三个方面分析了清末民初文学翻译对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推动作用,进一步肯定了该时期文学翻译活动的文化价值和意义。